傅善增

杨宪益先生是著名的翻译家。《红楼梦》、鲁迅著作等我国的古代、现代文学名著的英译，大都是出自杨先生的手笔。1983年三联书店出版了他一本学术随笔：《译余偶拾》，书中收集了数十篇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在把《资治通鉴》译成英语的漫长时期，为了翻译的需要而顺便做的某些文史考证。其中“薛平贵故事来源”一篇，雄辩地说明了薛平贵和王宝钏的恋爱故事本起源于欧洲。杨先生的那书印得少，现已经不易得到。我把杨先生的文章全文抄录如下。

我想简单地回顾一下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过程。一开始是知道薛平贵是个虚构的人物，知道薛仁贵是实有其人的。后者在《唐书》上有记载，《幼学琼林》中也有“薛总管三箭而天山定”之语。当然，以薛仁贵为一中心人物的薛家将故事，还是虚构为主。但以薛平贵为一中心人物的“红鬃烈马”故事，则连这一个中心人物也是虚构的。薛家将故事的一条思想内涵是爱国。但薛平贵故事的思想内涵里，却与薛家将故事在这点上大相径庭，写的是一个将军在战争中被外人俘虏，进而投降，进而成了外族首领，进而带领着外族人打回国来，灭了唐，并代表着外族在这里实施了外族的统治。而且妙就妙在故事是用一个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包裹着。太绝了。我多年来都在想：中国人能编出这类的故事？我一直怀疑这不是源于汉文化的故事。换句话说，红鬃烈马故事的气味不同于任何一个其他的华夏故事。

就这样，杨宪益先生的文章使我一下子顿开茅塞。

我们真得感激杨宪益先生。他向我们无可辩驳地揭示了中国戏剧史上有关薛平贵和薛仁贵的故事的关系。看来薛平贵故事起源于欧洲，是《熊皮》故事的中国翻版是没有问题的；后来薛平贵故事嬗变出在历史上实有其人的薛仁贵故事，这也是没有问题的了。而杨先生留给我们的问题是：不知为什么他一定断言说是回鹘民族把《熊皮》故事首先传入了内地。回鹘原称回纥（音回禾），是我国古代生活在鄂尔浑河流域的少数民族。在公元788年，即唐贞元四年，回纥可汗上表唐朝廷，要求将族名回纥变更为回鹘，唐朝廷同意其请。那么，《熊皮》故事会不会是其他生活在当时中国西部的少数民族传入的？此为一事。另外，杨宪益先生认为薛平贵故事之所以比薛仁贵故事更深入人心，即红鬃烈马故事比薛家将故事更深入人心，是因为前者不如后者流传久远。我觉得这仅仅是一方面的原因；主要还在于前者的社会内涵更丰富。比方说，古代少数民族的老百姓在阶级的和民族的双重压迫下有着对翻身的渴望，盼着有一天也能上来透透气。此为又一事。

另外，崇彝所著《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一书中，作者认为薛平贵即是后晋的石敬塘。但仅此一句，没有说明理由，故不足为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