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去世前一天，我与朋友在讨论大学教师的为人处事、精神品格、治学态度时，我们时不时拿季先生作比较。特别是谈及世风日下、精神溃败的种种事实的时候，我们共同的感觉是，像季先生这样的学者太少太少了。第二天在网上看到季先生过世的消息，让我老半天回不过神来——季老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担当何以存续？

    我们不可能都成为季先生，我们也不能以季先生作为标准来要求每一位大学教师。但我们今天有的老师与人们所理解的老师有太大的距离，他们的行为特点更像马戏团的动物。其行为举止是随着刺激的强度和频数而变化的，给食物刺激做一个动作，不给或少给食物刺激即消极怠工甚至罢工。上课要给课时工作量，写论文要给科研分，当班主任要给补贴，工作突击要给加班费，辅导员进驻公寓要给入住费，做社会服务要给课时，等等。不给钱不做事，少给钱少做事，行为反应完全决定于金钱的刺激。马戏团的动物表演是有严格的动作规范和评价标准的，凡达到规定的“量”与“质”的要求，才能得到食物的奖励。糟糕的是，教师的工作大多是良心饭，完全可以“不做动作”、“少做动作”、或者“做不合格动作”来骗取“食物”。从这点上讲，人可以不如动物，事实上有的人真的不如动物。

    有人也许会说，是学校的考评机制让人堕落到了动物或者不如动物的地步。现在的考评是有些弊端，但也要知道古往今来并没有十全十美的考评办法。考评往往是对工作底线的要求，但并没有限定人的追求和发展。关键是很多人放弃了大学的精神，背离了学术的传统。亚里士多德说过：全部事业中最高尚的、最自由的或最文雅的是理论的沉思和探索。今天有多少人能把“培养学生”、“探索理论”、“贡献思想”看成是自己最高价值追求？有多少人能为此“甘于清贫”、“甘于寂寞”、“甘于奉献”？上世纪末，曾有学者撰文指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渴望堕落而痞子化。今天看来，痞子化正在发扬光大，并呈势不可挡之势，让人忧，让人怕。这位学者尖锐地指出，痞子化是知识分子在社会潮流裹挟下心甘情愿地自我改造，逃离神圣，摈弃价值，否定道德，追求所谓“我是俗人”。

    作为教育，就是真诚地追求知识；作为学术，就是真诚地献身知识的进步。美国教育家布鲁姆认为，大学应是世俗社会最后的精英保留地。据此，大学教师理所当然是社会精英。季羡林先生是我们的标杆，我们无法超越，但可以不断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