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指挥上，古今没有一成不变的计策，但有些用兵的要领则是必须遵从的。这也是《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主旨思想的根本区别。同样，思虑运筹亦是如此。对于谋略的学习，必须来源于大量翔实的案例，脱离案例的纯粹理论研究没有任何意义，只会让研究者陷入一个又一个的逻辑死循环；但同时又不可以只局限于案例本身，或者只局限于案例的时空特性，机械地照搬照抄案例的表象则是一种变相的“纸上谈兵”，同样毫无实用价值可言。

先秦儒家强调“吾道一以贯之”，认为天下至理只是一源，春夏秋冬、风花雪月，君臣父子、礼乐器数，皆为天理流行。然而，世间理气合凝，汇聚于一事一物，现实中又不可否认事物之间的殊别，为此宋代理学家们提出了“理一分殊”这一重要命题，该命题认为具体事物是天理在某一条件集合下的映射，既存在“月印万川”般的同一性，又包含了其所处条件集合导致的差别性，此二性同殊相济，相反相成。

就人类思维而言，条件决定策略。对条件没有详实了解和准确界定，一切策略的合理性都无从谈起，也无法产生；一切合理的策略，只是针对一个特定条件集合而言的，集合中任一条件的改变，决策者都必须对新的条件集合进行重新审视，形成新的策略，而不应该根据某一改变的条件进行肤浅地改变。人们对真理的体会在于刹那间顿现的永恒，而不是刹那本身。世上没有两片一样的树叶，也没有两个一样的成功。因此，运筹的诀窍就在于：通过对以往案例的理解和现实情况的剖析，从最为抽象的原则中派生出最为灵活的策略，而不是直接从案例而派生出策略来。

在行事中时刻体现“直、简、速、力”的精神实质。正是由于目的直接而形式简洁的特性，既保证了我方行动的快捷迅速和结果的瞬间获得，又保证了我方行动组合的灵活性，令现有行动不为先有行动所羁绊，从而更好地适应不断改变的条件集合。故而，我方借助迅捷灵活的行动或行动组合，或同时、或次第，将对手所进行的行动节节肢解，对其行动过程形成有效制约，抑制其行动预期结果的达成；而己方行动却不为对方所斩断，以低消耗换取高回报，切实提高我们的处事效率。事实上，我们在思维上制定的迂回策略只能通过一组行动组合来最终实现，而不应寄希望于某一次的单一行动。

使用谋略时，还有一个问题也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即在商业运作中，春秋博弈和孙子谋略的过度使用会使对方产生巨大的压迫感，有的时候也未必都是好事。此时的控制力更应表现为一种限制，而不是压制，保持好适当的力度和节奏、选择有利的切入点和发力点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兵法终究是兵法，虽然对人生困局的解决有所裨益，但是其包含的非此即彼的元素过多，最为适用的地方还是在战场上，不能也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同时，我们也应该清楚的认识到：处事的水平并不取决于行事速度的快慢、力度的大小、发力的先后，而是取决于行事的节奏是否适宜、力道是否恰当、切入点和发力点是否准确和恰逢时机。故而，竞争成败不在于态势上的攻守，而决定于主动权的控制与被控制。若想获得真正的控制力，不应一味地快速压制对手，而是使之为我意愿的张弛。

单篇着实难尽其意，特作此十二策以佐之。

又见飞刀 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