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穆公之后，秦国的发展又进入了相对沉寂的时期，随着晋国的强盛，秦国东线压力日趋显现，再难兵出河洛、逐鹿中原。天下形势又回到了晋楚争雄的格局，秦国对于中原的影响骤减，甚至一度销声匿迹。春秋中后期，晋、楚、齐、秦、宋、鲁等十四国于宋地举行了著名的“弭兵之会”，共立晋、楚两国为盟主，各国共订盟约，不再相互攻伐，此刻秦国已沦为次于晋、楚的二流强国，穆公时期的辉煌已很难再被看到了。后来随着吴国攻陷楚都，秦国出兵破吴，才使得秦国的地位有所提升。春秋的两个大国中，楚国虽在与吴国的长期拉锯战中，国力大为消减，但晋国的持续强盛终究是秦国图霸道路上无法逾越的大山。不知是上天眷顾秦人的执着，还是历史发展的需要，一件地裂天惊的事件在中原大地上爆发了——世为霸主的晋国却因激烈的内部斗争而一分为三，最终被赵、韩、魏三国所取代。

原来晋国自西周初年“叔虞封唐”兴国以来，宗室之间的斗争过于残酷，先是小宗取代大宗的“曲沃代翼”事件的出现，后又有晋献公为巩固自身地位而大诸公族，致使晋国公族势力受到致命打击，形成了“公子不为卿，故卿多异姓”的局面。一些臣子借拥立之机，攫取权力，发展自身势力。献公死后，里克两弑其君，致使公子重耳不敢回国，就充分证实了当时晋国的权臣实力异常强大，君权业已受到巨大的挑战。到了晋平公时期，晋国政权实际上已落入赵、韩、魏、范、中行、智氏六卿之手，国君形同虚设，完全丧失了对卿大夫的制约力，六卿联合专政，国君基本上名存实亡了。由于激烈的利益冲突，范、中行氏又为赵、智、韩、魏氏所灭。至晋哀公四年，智氏联合韩、魏发起了这对赵氏的兼并战争，战争进行的十分惨烈，双方在晋阳相持一年之久，后赵襄子遣使向韩、魏晓以“唇亡齿寒”之理，韩、魏本也惧怕智氏的兼并，故三家合力攻灭智氏，并分割晋国为赵、韩、魏三个独立诸侯国以求均势。晋国这一次次的内部斗争，大大地消减了其固有势力，而韩、赵、魏三家从任何角度上讲均不可与春秋霸主晋国同日而语了，客观上为秦国彻底消除了一个无法逾越的对手，同时也改变了中原的政治格局，中国历史也由此步入战国时代，齐、楚、燕、韩、赵、魏、秦等七雄巍然屹立，并将展开新一轮的争霸战争。

自古以来，贤明的君主指导、驾驭群臣的手段主要就是刑、德两种，刑就是处罚杀戮，而德就是赏赐奖励。惧怕杀罚而追逐奖赏是人之常情，因此君主若能善用刑、德二法，定会在群臣中树立威信，借以掌控政局。但如果有权臣存于君侧，对于厌恶的人，其能从君主那里得到惩罚的权力而加以处罚；对于喜欢的人，其可从君主那里得到奖赏的权力而加以赏赐，如此臣民们就会敬畏实行赏罚的权臣，而轻视自己的君王。此时，君权就会受到极大的冲击，君主反被臣子所控制，春秋末年晋国的灭亡不在于外患，而在于内忧。权臣众多，又分数党，长年争斗，致使君权旁落，是晋国灭亡的主要原因。春秋时，秦国实力虽然弱小，但君权强大，其强在于内；晋国实力虽然雄厚，但君权暗弱，其强现于表，时至战国，秦国最终通过商鞅变法一举确立霸主地位，而晋国却因为激烈的内部斗争而一分为三，常为秦、齐、楚所欺凌，故治国之道，君权不可不固，国家不可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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