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先祖虽为帝颛顼之后，但一直默默无闻，无所发迹。其后有非子，居犬丘，善于养马。周孝王命非子畜马于泾、渭之间，成绩斐然，孝王以秦地封非子为附庸之君，赐嬴姓，号为嬴秦。传六世至襄公，以勤王功绩封为秦伯。又经几代君主的努力，秦尽得西周所弃歧、丰之地，势力大增，定都于雍，始通于诸侯。至秦穆公时，国家已初具规模，穆公亦是一代英主，平日礼贤下士，广聚贤良，有东进图霸之志。穆公五年，晋灭虢、虞二国，虏虞君与大夫百里奚，并将百里奚作为穆公夫人的滕臣（陪嫁之人）送往秦国。后来，百里奚亡秦而走宛，为楚人所执，穆公闻百里奚之贤，欲以重币赎之，又恐楚人不与，乃使人谓楚曰：“吾滕臣百里奚在楚，请以五羖羊皮赎之。”楚人不知原委，遂许与之。当时是，百里奚已年过七十，穆公释其囚，与其攀谈国事，果然大贤，奉为相国。

百里奚相秦期间，将国政的修持与民风的教化作为治国的根本。身为宰辅，百里奚行不乘车马，暑不张伞盖，游于国而不烦兵甲护卫。品行极其朴素，不仅为百官之楷模，亦为百姓所称颂，起到了很好的上行下效的作用，一时间秦国民风归于敦纯，教化风行天下。在用人方面，百里奚也大力举荐德才兼备的贤士。名臣蹇叔就是受其推荐，而被穆公命为上大夫，共议国事，为秦国的富强与霸业的确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外交方面，百里奚采取“以德为主，恩威并施”的手段，广布恩德于诸侯，树立秦国在列国中的威信。穆公十三年，晋国发生饥荒，求援于秦，穆公采纳百里奚的意见，运粮接济晋国。当时，秦国粮船从雍都到绛络绎不绝，这就是史上著名的“泛舟之役”。晋国百姓无不感激秦国的恩德，此举为秦国赢得了良好的外交形象，为日后霸业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另外，秦国地处西荒，部族众多，因此百里奚格外注重安抚境内各族，戎狄亲附，结合文征武伐，使得穆公得以称霸西戎。百里奚作为杰出的政治家，一生坚持不懈，以救世安民为己任，终在其暮年铸就了不朽的功勋。其依仗自身出众的谋略和质朴的品格，使得僻处一隅的秦国逐渐强大，为秦国的崛起和霸业的确立都起到了不估量的作用。

秦国的崛起，除了人为因素之外，还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那就是这个世上确实有“后发优势”的存在。后发优势（late-mover advantage），该词来源于西方，意思是指：相对于先进入一个领域的人或者团体，后入者由于进入较晚而获得的较先动者所不具有的竞争优势，通过观察先动者的行动及效果来减少自身面临的不确定性而采取相应行动，获得更高的行动效率，从而达到后发先至的结果。反观秦国正是属于此类情况，春秋初期中原各国正处于奴隶主义向封建主义过度的时期，社会矛盾激化，而各国的改革行动受到固有势力的阻挠，步履艰难。但由于秦国地处蛮荒，生产力低下，这一深层的社会矛盾并不突出，并且民风相对纯朴，便于教化。百里奚结合各国改革的经验教训和当地的特性，将当时中原的先进文化及治国理念在秦国予以推广，反而各方面阻力很小，实施顺利。故而，百里奚正是合理的利用秦国自身的后发优势，仅仅通过一代君臣的努力，致使秦国迅速崛起于西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