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戎，又称山戎，是中国古代北方戎族的一支，春秋时期常与相邻的诸侯国发生冲突。周桓王六年，北戎乘周室王业衰微，中原纷争不断之际，南下入侵郑国。郑庄公遂率众迎击。北戎部队以步兵为主，机动性强，地形适应能力强；郑国部队则以车兵为主，冲击力强，但受地形限制较大。郑庄公担忧北戎军实施突袭，陷郑军于困境，于是向众臣僚征求抗敌意见。公子突认为，北戎军机动性虽强，但军制不整，兵士贪婪，胜不向让，败不向救，故建议庄公采用“诱敌深入”的战术，伏击歼敌。庄公接受了公子突的建议，以一部偏师佯败诱敌，并将郑军主力分为三部，埋伏于北戎军追击的必经之路上。交战之后，郑军与北戎军稍作接触，旋即假装败退，并丢弃大量旌旗财物。戎军前队见有利可图，便穷追不舍。当北戎军深入伏击区域后，郑军三处伏兵同时出击，车驰卒奔，将其斩为数段，一举消灭。戎军后队见状，争相逃命，郑军乘机掩杀，大获全胜。此战是中国战争史上较早的一次成功伏击战例，暗合了孙子“利而诱之,乱而取之”的诡道之法。郑庄公明辨敌我利害的思维方式，以及“因势利导”和“设伏邀击”的作战风格，对后世作战指挥艺术的发展以及军事理论的确立均具有相当的影响。

众所周知，战争的指挥艺术就在于冷静思考，因敌变化，但这种变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基于对敌我双方利害进行分析之后，进行的具有针对性的变化。孙子曰：“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飞刀认为以为，人们对“利害”的认识有存在三个境界。：其一，“利害偏而思之”，即只思利或只思害，即对利害直观而片面的认识，属于认识的初级阶段。其二，“利害兼而思之”，并知两者变化消长之机，在不利的情况下要看到有利的条件，才能提高信心，便于任务的完成；在有利的情况下要看到不利的因素，才能提高警惕，解除可能发生的祸患。其三，“利害杂而思之”，知利中之害乃真害，害中之利乃真利。如众寡相敌，兵众者力强，虽是优势，但粮草不济就是个问题，这就是利中之害。曹操正是利用袁绍的这一缺点，焚其乌巢粮草，使得数十万大军顿时崩溃。兵寡者力弱，虽是劣势，但机动灵活，利于长途奔袭，此乃害中之力。曹操也是利用自身这一优点，精兵轻装突袭乌桓，一战而定北疆。因此，临敌应变之时，我们必先以此“三境虚实之法”洞悉利害，后以“诡道之法”驱谋策动。骄敌，使其不意必彼利中之害；诱敌，使其不识我害中之利。故太公曰：“动莫神于不意，谋莫善于不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