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地产作为一种独特的地产模式，逐渐成为消费者和地产商的焦点。房价虽然一路攀升，却仍然一房难求！那么，在教育地产火爆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消费者愿意破釜沉舟、砸锅卖铁地淘空腰包?

    首先，教育资源稀缺，教育的等级划分让房产商有机可乘。

    在中国，教育的发展，始终是带有官方或者政府主导的色彩。即使是在放开办教育的今天，民办教育无论是在规模、资本还是质量上，都难以与公办的教育匹敌。所以大多数享受和参与教育的对象，就是那些各种各样的学生，还是在公办的学校里受教育的，同时，社会认知也对以在公办的学校里读书报以正面的评价。而在官方的教育制度里，行政主导的划区分配依旧是享受教育的基本条件，就像是存在多年且饱受诟病的户籍制度所要求的一样，来自于某个片区的学生只能在片区内的学校上学。

    同时，对于官办学校，教育行政部门又会采取各种评价手段对他们进行级别上的划分，例如重点与非重点、国家重点与省级重点，而划分的标准在于学校的硬件、师资、生源等等，以此来把学校人为的划分为不同等级。这样的制度造成的结果，就是有些孩子生来就能读上质量好的学校，而有的孩子生来就只能在质量不好的学校里读书。这种在起跑线上就输人一招的政策，使得“可怜”的天下父母穷尽一切手段去弥补户籍上的缺陷。而获得一处位于好学校片区内的房产无疑是最简便的途径，只要买下所谓的好学校学区内的房产，即可获得进入好学校的资格。于是，具有中国教育特色的“学区房”就这样产生了。同时，由于意图进入好学校读书而买房的人群体庞大，而学区房资源是稀缺的，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供求关系的变化使得学区内的房产价格远高于其他同类的房产，这种溢价的发生是政策和制度的原因造成的。

    其次，对父母来说教育投资是必须的，而购房是半柔性或者半刚性需求，但当购房遭遇教育，就算没有回报的教育投资，父母也一定愿意。

    没有一个国家有中国这样积淀深厚的文化，而在中国的文化传承里，“学”被推崇被重视的程度是不可逆转的。在中国，读书的意义并不在于文明的传播或者知识的获取，从某种意义上讲，读书的目的在于彰显社会的等级和家族的荣耀。古代社会对职业划分的规律是“士农工商”，同时“学而优则仕”。穷困潦倒的秀才见了县太爷尚且能得到有座位的待遇，而腰缠万贯的商人却只能站着。这种现象在现代依然有富有其精神内涵的延续，成功的商人一般都会选择去大学花钱买个学位，就是骨子里的“士”思想和等级观念的反映。同时，中国传统的家长制也要求，父母为孩子的生存要负起责任直到孩子自立为止，读书、就业、婚嫁等等，都是家长需要负责的内容。父母需要尽可能的创造外部条件，否则社会舆论和公众意识都会投来负面的评判。在市井街头，经常听到这样的谈论，那些为孩子读书买房置业的父母都会得到艳羡的目光，而父母也在文化基因的约束下对自身设立了相应的目标。

    最后，现实的因素。都说21世纪最贵的是人才，而甄别人才的最根本标准自然是学习的经历。在人才爆炸性增长的社会立足，唯一的路子就是参与到人才的培养中去。学校的优劣虽然只是外部的因素，学习的成功与否根结在于学生自身的天赋或者勤奋，但是外因也是影响最后结果的重要因素。在父母们看来，内因是无法改变的，诸如智力天赋习惯当然不能强加于孩子，而外因是可以改变的，购置一处教育地产即可解决。于是，现实的要求使得父母能够在教育地产上投资。

    可以看出，在这些原因的交织之下，教育使得地产在普通商品的稀缺之外又多了一种稀缺，自然就会得出高于其他地产的溢价。从经济学角度讲，商品都是具有稀缺性的，所以需要有对价来显示其价值。而地产中蕴含的教育成分，使得地产的稀缺又增添了教育的稀缺，在供求关系极为明显的状态下，溢价的出现既是稀缺性资源的价值反映，又是为了追逐更高层级消费者的手段。而投资于教育地产，在消费者（父母）看来，是为孩子将来获得成功所进行的投资，这种投资的效果显然没有如投资其他地产就能直接获得的收益相提并论，但是却在心里种下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