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高考在一度的熙攘中终于落幕。留给我们的话题除了年年都有的“0分作文”和“状元”，民间或官方对高考的反思和抨击之外，今年还更多了一些稀奇。四川一考生用古文字写下的作文，在各种媒体间的互相热炒之下，一夜之间成了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高考作文并非没有出过离奇的案例，多少年前写古体诗和朦胧诗被判作零分，到现在在字体上的标新立异，似乎怎么也逃不过对高考本身的纷扰和忧虑。

网络上的民意大多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对于“甲骨文作文”，应该给予高分，甚至应当对作者破格录取，以彰显大学的兼收并蓄和不拘一格；而另一派觉得，在高考这种场合，新意的限度应当被限制在高考制度的统一标准下，任何一种超越限度的创意都应该被否定，因此这篇作文不能成为这个作者通往大学的捷径，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民意的归纳总是有根据的，作为在中国实行数十年的高考制度，纵然在选拔人才的路径上殚精竭虑，也终难免去人们积压的诘难。“生硬、呆板，选择的不是人才，而是考场上的得意者”，等等，不一而足。人们的目光在各种场合都充满着疑问，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聪明的孩子，而又同时存在这么多平庸的大人？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小时候可以拿国际数奥物奥化奥，却拿不了一个诺贝尔奖？为什么我们的孩子除了考试练就了智力却不会在社会这个考场上练习情商？种种质疑和揣测，矛头都刺向了这个国家性的考试制度。而“甲骨文作文”无非是给这些问题增添了一个砝码，而这个砝码重又激起了民众的怀疑：高考，究竟得了什么病？

说实话，制度本身应该是中性的，并不带有任何的感情色彩和价值判断，对于选拔大学生的高考也不能免俗。制度的出现本身就是为了解决社会的需求，高考所面临的社会需求就是国家对于高层次知识分子的渴望和要求。中国人口众多，并且社会制度要求人人平等，于是在短时期内人人都去上大学的设想恐怕难以实现。于是总得需要一个标尺来衡量求学的莘莘学子们，而这个标尺对大多数人来说，应该是公平、公正的。一个制度的应运而生到其不断发展并推行至今，总有其合理之处，即能够给广大的学子提供一个相对平等的竞争平台和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甲骨门”的当事人说了，作此文的目的只因分数，以为侥幸能得到阅卷老师的青睐，可惜当事人行为一鸣惊人，此文一作便刹不住脚，古文字教授惊叹间流露出自惭形秽之色，听闻者均奔走相告连连称奇。满分还是零分，这是一个问题。民间大呼此人有才，教授们除了内心有那么一丝丝妒忌之余，有人不得不把当事人的行为定性为“恶搞”，我们研究了几十年的东西让一个毛头小子半小时搞定了，无处搁颜。最后高考语文组指导委员会郑重商议评判，作文偏题，给出8分。事到彼时，恐怕只有偏题才是一个更加合理的低分理由。

当事人不是全才，也算是偏才，大学有没有可能因其古文字天赋“不拘一格降人才”？此考生到底够不够资格享受高等教育？“不拘一格”当然等同于废除掉上面所说的“标尺”，用能力或者悟性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考生的品质。但是，却没有人想过这种“不拘一格”也是一种格外的标准，只是这一标准不能被客观的量化和把握而已，这一标准如果适用，大家看到的或许只能是那些有裙带关系和潜规则在取巧钻营。因此，归根结底，高考无论怎样死板和生硬，无论怎么积重难返不可救药，却是那些希望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人手中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在边远的山区，穷困的农村，那些孩子唯一改变命运的方式。

不管怎样，高考至少让他们走上了决定命运的赛场，与他们的宿命作一番抗争。在记者采访甲骨文作文的作者时，他表示自己并不是想显示更多的才华，只想通过这种手段得到更多的分数，这本身就是极大的讽刺。为他辩护的人们恐怕也不会想到，作者的初衷无非是在被他们认为扼杀人才的考试中获得更多被人们所质疑的分数。

最终，这一番“文字秀”只能委身在规范的高考制度下任其枯竭，但这时，传媒和网络凭借自身强大的力量，当事人与他的高考甲骨作文就此扬名立万了。随之而来的，会不会有高校又因此人和此文扬名万里的，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