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车同轨、书同文”

熊人宽

摘  要：很多学者认为“车同轨，书同文”是秦始皇始创。实际上并非如此。一些人认为“车同轨”即“车的轮距相同。此说与春秋战国和秦代出土的马车不符。出土的马车中不存在“车轮距相同、宽六尺”的事例。孔子和秦人所说的“车同轨”，都不是“车轮的宽度相同”。

关键词：车同轨；车辙；轨距

管仲、孔子就有“车同轨书同文”之说

很多学者认为“车同轨，书同文”是秦始皇始创。实际上并非如此。学界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统一性，还缺乏足够的认识。

《管子·君臣上》有：“衡石一称，斗斛一量，丈尺一綧制，戈兵一度，书同名，车同轨，此至正也。” 《管子》是先秦各学派的言论汇编，大约成书于秦汉时期。管仲（约前723－前645年）比孔子（约前551－前479年）早一百多年。

孔子《礼记·中庸》有：“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伟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

春秋战国出现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情形，故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再次强调“书同文，车同轨”。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 [1] ”

东汉光武帝在泰山刻石中也宣扬“书同文，车同轨，人同伦”（《后汉书·志·祭祀上》）。

“车同轨”不是车轮的距离相同

有人说：“战国时各国车轨宽狭不同，秦规定车宽六尺，一车可通行全国。”很多学者都认为“车同轨”是指“秦统 一中国后规定两个车轮间的距离相同”。例如。

林汉达、曹余章的《上下五千年》 [2] 说：“从（秦始皇统 一中国）那时候起，规定车辆上两个轮子的距离一律改为六尺，使车轮的轨道相同。……这叫做‘车同轨’。”

秦筑：“统 一六国后……终于实现了‘车同轨’，即全国车辆使用同一宽度的轨距 [3] ”

徐行：“秦王朝有了驰(直)道作为其交通的基础，开始实行‘车同轨’，规定车轨宽六尺，使车辆可畅行全国。 [4] ”

康清莲也说：“秦始皇统 一中国以后……规定车轨的统 一宽度为6尺，6尺即相当于现在的1.39米左右。……车轨统 一后，无论是什么车辆都可以在全国各地的交通大道上并驾齐驱畅通无阻。 [5] ”

这些论述都与事实不符。秦朝也没有“轮距宽六尺”的规定。

《秦始皇本纪》：“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 [6] ”有人把文中的“舆(车箱)六尺”,误解为轨宽六尺。

秦国出土的马车实物中，轨宽并不相同，舆也不都是六尺。轨宽多大于六尺（见后文）。

假如车轨宽六尺（1.4米）其车箱宽度只有1米左右。例如河南辉县琉璃阁墓，特小的5号车，轨距140厘米，舆广95厘米 [7] 。如此狭小的车箱，不可能适应天子、王侯的需要。

等级不同、用途不同的车轨宽不同

《周礼·春官·巾车》有：“服车五成：孤乘夏篆，卿乘夏鳗，大夫乘墨车，士乘栈车，庶人乘役车。 [8] ”

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简文有“路车、戎路、大路、游车、安车、鱼轩、墨乘……等”。不同等级，不同用途的车辆，它们的轨宽多不一样。

古代的马车不仅是交通工具，而且是等级身份的标志，什么等级的人享用什么样的车。

即便是同一身份的人，根据用途不一，其马车和轨宽也不统一。

吴琦幸说“‘轨’字的本意是指车在道上行驶之后留下的凹槽……由于‘车同轨’之后，整个中国才成为一个大一 统的在军事、经济交通运输便利的国家，四通八达的交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一直成为中国统 一的标志。 [9] ” 

吴琦幸的《“车同轨”考》回避了秦代出土马车的实际，乃是自相矛盾的“纸上谈兵”。

胡德经认为：「所谓“车同轨”绝不是统一全国“车轮”的大小和“轮距”的宽窄，“轨”在此是指道路的宽度尺寸统一，也就是路的标准统一。 [10] 」

此说与事实不符。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各处道路的“宽度尺寸”都不可能统一。

至于如何理解古文献一再出现“车同轨”确实是个难题。

“车同轨”并非所有车轮距离都一样宽，或许是指不同的车辆其轮距符合统一的标准。

谭世保说：「秦朝建立后，对各种车辆的形制作出新的统一规定，要各色人等共同遵守，这显然是维护等级制以加强皇权的措施。可是长期以来的流行观点却误把“车同轨”的轨字解作车辆的轮距。因而，说它的意思是规定全国车辆的轮距，在促进经济交通方面具有很大的意义。……我们把“车同轨，书同文”理解为各种车辆的形制和命令的格式都合符礼制法规，并非首创。在古史书上早已有明确的先例，把《礼记》的“车同轨，书同文”缩写为“车书共道”（见《后汉书·光武帝纪下》）。由此可见“同轨”、“同文”和“共道”三词是同义相通的。 [11] 」谭世保认为 [12] ：“车辆的形制是古代礼乐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车同轨’是说车辆的形制都要合符礼制法规。因为在古代社会，只有士大夫官僚贵族才有资格乘车，而且车辆的形制大小必须与车主的身份地位相符。《礼记·中庸》那段话可作旁证。”

从战国和秦出土的马车实物看，谭世保先生的论说可供参考。

车辙的问题

春秋战国和秦代的主要车道多是没有车辙的平坦之途。如果路上有比较深的车辙，那么，其一，不同轮距的车，无法在不同车辙的路上行驶。其二，有车辙的路，只能单向行驶,无法错车。其三，三匹、四匹、六匹马拉的车难以在有车辙的路上行驶。因为其边马的蹄很容易陷到车辙里，而失去平衡。

有较深车辙的小路只适合一、两匹马拉的车行驶。这种路，既要规定行驶的方向和时间，还要设置可供“错车”的地点。否则途中遇到对面的来车，谁也走不了。

秦始皇出巡乘坐的车驾（多半是四马），只能在没有车辙的平坦大道路上行驶。其车队有时可能会两、三辆车并排行驶。以为“车同轨”是“秦规定车轨宽六尺，使车辆可畅行全国”，乃是脱离实际、纸上谈兵之论。

春秋战国时期，车战是重要的作战方式，战车的多寡优劣成为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重要标志。“千乘之国”便是对诸侯大国的称谓。以千辆计的车战，只能在广平之地开展，决不可能在有车辙之处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