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橘颂》

《橘颂》文本

* 前八句，赞橘

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

天地间美好的橘树哟，适应楚地这方水土。领受天命，在南国生延繁息。你根深蒂固难于迁移，志向更加坚定专一。

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圆果抟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精色内白，类任道兮。纷缊宜修，姱而不丑兮。

叶碧绿花素洁，多么缤纷可喜啊。层叠的树枝尖锐的棘刺，圆圆的果实挂满树。有青有黄错杂有序，文彩灿烂若霞辉。表皮鲜亮内瓤洁白，就像可委以重任的志士。枝繁叶茂风姿完美，枝叶疏茂得体美而不丑。

* 后十句，借赞橘以自赞。

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

从小就有志向，而且与众人同。只有卓然独立品德高尚的人，才能让人欣喜。根深蒂固难以迁徙，心胸坦荡坚定专一。

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

清醒地独立于世，超越众生而不随波逐流。心志固守谨慎自重，从来没有什么过失。

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愿岁并谢，与长友兮。淑离不淫，梗其有理兮。

秉持美德没有私心，才能够顶天立地。我愿与你共度岁月，做终身的朋友。你秉性善良从不放纵，端正梗直而坚守正道。

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

虽然青春年少，已可做敬佩的师长。你的品行堪比伯夷，我要以他作为榜样。

《橘颂》是广意的橘。例如：“曾枝剡棘……精色内白”，是柚（大橘）的特征，一般的橘树没有尖刺，橘子的内瓤也没有白的。

历代学者对《橘颂》旨意的解读，说法不一。

分歧举例

写作时间

《橘颂》是屈原早期的作品。文本的“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和“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透漏了他辨诬自白的心态。《橘颂》可能是怀王13、14年（前316-前315年），屈原任左徒遇到了上官大夫等人的谗言而写的。

汤炳正先生说[1] ：《橘颂》“写于顷襄王元年遭谗之后”；「“行比伯夷，置以为象兮”是“守志不移以死自誓的高尚情操”；“‘受命不迁’则显然是被‘迁’前矢志式的沉痛誓言”。

说：《橘颂》“是以‘拟人’手法赋予桔树以崇高的质量。……决不应当把《橘颂》中的‘幼’‘少’跟诗人的年龄混为一谈。”。

说：“‘年岁虽少的’‘少’，皆指桔树，而非自指。否则，……不仅立言不谦逊，而且也把诗人在诗篇中的主客地位搞颠倒了。”」

汤先之论与文本不符。

《诗·大序》：“颂者，美盛德之形容”。“颂”是对美好事物的赞颂。把《橘颂》说成“以死自誓”的“沉痛誓言”，显然与洋溢着青春气息的《橘颂》情调不合。

从屈原作品整体看，《离骚》有：“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怀沙》有：“文质疏内兮，众不知余之异采”。年青时有：“年岁虽少，可师长兮。”；年老时有：“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因此班固才有：“露才扬己”之责。可见真实的屈原并不存在汤先生所说的“立言不谦逊、主客颠倒”的问题。

《橘颂》前十六句赞叹橘树高大，枝、叶、花、果皆美；“纷缊宜修，姱而不丑兮。”分明是指盛果期的大树，绝非“幼、少”之树。而二十来岁的屈原，则正当“青春年少”，可见《橘颂》中的“年岁虽少，可师长兮”应与人相关。而不是“指橘树”。

《橘颂》的“年岁虽少，可师长兮。”或可解释为，年岁虽少，已担任“老师”（太子师？）和“官长”（左徒）。它与《离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相合，都是说作者在从政之初培植后进之事。并非行“冠礼”时就可以“为师长”者。

《礼记·学记》有：“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2] ”其“师”为“老师”，“长”为“官长”

诗文末尾的“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当是古今“两位志士的遥相辉映”。

从文本来看，《橘颂》“多流于外表的描绘”，其思想性、艺术性远逊于《离骚》，应当是早期的作品。从时代背景看，“顷襄王元年”怀王被秦拘留，国事一日不如一日，屈原怎么还有心情去“颂橘”，赞美“嘉树、可喜”呢？

总之把《橘颂》“纯洁的向往、人生的宣言（周建忠先生语）”说成“守志不移以死自誓”的篇章，令人难以信服。

《橘颂》歌颂的对象

《橘颂》的情调，朝气蓬勃，坚定自信。学者们多认为《橘颂》是青年屈原的明志之作。托物言志，物我双关，“彼此互映，有镜花水月之妙。[3] ””

《橘颂》是写给芈槐的诗？

*郑志强先生说：“‘嗟尔幼志，不以异乎’即指楚怀王20岁以前的品行和文化修养异于庸常诸公子。若以‘尔’指‘橘’或屈原自己，则全诗文意扦格不通。[4] ”; “《橘颂》中的‘尔’实指楚威王太子芈槐，这首诗是芈槐在满20周岁所举行的‘加冠礼’上由屈原创作的[5] ”；“楚怀王举行‘加冠礼’时20岁，屈原18岁。由此我们可以确定《橘颂》创作于楚威王五年，即公元前335年。[6] ”

此论既缺乏依据，逻辑推理也令人怀疑。

首先，《橘颂》中没有“芈槐”的信息。在历史文献和屈原作品中，也没有屈原在楚威王时已经出仕的信息。况且《橘颂》文本中，有一半文字是赞美橘树，其它文字也与“太子芈槐”毫不相干。第二，假如18岁的屈原作20岁芈槐的“太子师”，就意味着18岁的屈原，其知识和威望远在20岁的太子之上。其说不单缺乏依据，而且对“20岁以前的品行和文化修养异于庸常诸公子”的太子大为不利。历史文献中更没有未成年、比太子年龄小的太子师。第三，《橘颂》中的“尔”明显是指“橘”，而不是其他的人。第四，说屈原生于前353年，缺乏依据。据史料推断，当今学界多认为屈原生于前343-前339年间。前335年芈槐20岁时，屈原可能还是不满十岁的儿童，不可能写《橘颂》。第五，《惜往日》有：“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诗。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秘密事之载心兮，虽过失犹弗治。” 这是屈原受怀王重用任左徒时，进行变法革新的追忆。绝不是老师对学生的口气。

*郑志强先生说： “《橘颂》一篇中之‘尔’，古今注家偏偏认为屈原是自称。这是值得反思的。[7] ”其说有违事实。

《橘颂》之“嗟尔幼志”之“尔”，古今注家大多数认为是第二人称”，很少“认为是屈原自称”的。例如，

洪兴祖《楚辞补注》第154页，引王逸《楚辞章句》：“尔，汝也。

陈子展《楚辞直解》第207页《橘颂》之“尔”， 解为“你”。

*郑志强先生说：「再从《橘颂》所用其它关键词汇看，屈原当然更不可能用这些词汇来自我赞颂。因为在那个时代，如果屈原把这些词汇安放在自己头上，显属“僭越”，屈原当不会如此愚蠢。这些词汇主要包括“受命不迁”“独立不迁”“秉德无私，参天地兮”，“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8] 」说：“如果屈原的《橘颂》是写给自己的，那就等于告诉读者他是国君的太子，屈原自然愚不至此。[9] ”

此说也难以成立。《离骚》中有规格高于“楚王”，用于“天子”也不逊色的描写——“屯余车其千乘，驾八龙之婉婉”、“奏《九歌》而舞《韶》”。《涉江》中有“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郑先生所举《橘颂》中的“这些词句”与《离骚》《涉江》相比，规格远远不及，根本谈不上“僭越”。我们不会以《离骚》、《涉江》中的这些“僭越”之言词，而否定它们是屈原的作品吧！

*再有，郑志强在《屈原生年、卒年与享年新考》中说：“「依照“周礼”规制，春秋时代人们早已普遍形成“三十而立”的人才观念，【前318年，怀王十一年】屈原在17至22岁之间依照楚国当时的世袭惯例，被封为“三间大夫”爵位则存在可能性，但他被楚怀王任命为“左徒”高官的说法则是靠不住的。综合考察古代宫廷政治制度，国王若年幼即位，必当选老成持重大的臣辅佐，重臣特别是首席文臣一般都不会很年轻;个别年龄特年轻者，《史记》必有明载。如“甘罗者，甘茂孙也。茂既死后，甘罗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吕不韦”(《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是时贾生年二十余，最为少。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文帝说之，超迁，一岁中至太中大夫……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于是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日:‘洛阳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10] 」

可是郑志强在《橘颂并非屈原写给自己的诗篇》则说：「18岁写出彪炳千古的经典诗歌，的确可以为圣为贤。放眼古今中外，发表处女作时年龄很小者虽属凤毛麟角，但也不乏例子。就中国古代看，周成王姬诵在20岁以前就创作出被后世奉为经典的诗歌就有4篇，即《诗经·周颂》中的《闵予小子》《访落》《敬之》《小毖》。其中《敬之》一篇，是现存可信文献中最早的一篇新王“加冠礼辞”，实开屈原《橘颂》之先河。西汉贾谊创作《吊屈原赋》时23岁;三国时期的王粲以《七哀诗》知名时年方16岁;大唐时期的王维17岁时创作出《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白居易创作《赋得古原草送别》时年仅21岁;李贺创作出成名诗篇《雁门太守行》时年方18岁……[11] 」

郑志强这两说似乎自我抵牾。

郑志强先生“采用新方法对《橘颂》这一名篇诸关键词作重新解读。[12] ”行文的重点又是“对《橘颂》文本词汇的诊释”。可是郑先生“颂太子芈槐”论，显然“与《橘颂》文本龃龉不合，扞格不通”。可见他的所谓“新方法”，对《橘颂》的诠释并不成功。

其它

* “后皇嘉树”

《尚书·武成》有：“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

陈怡良曰：「《左传·僖公十五年》:“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实闻君之言。”……屈原乃将“履后土而戴皇天”一语，浓缩成“后皇”二字。[13] 」

郭沫若说：“‘后皇’当即辉煌、堂皇之意。旧译为皇天后土，则又何不可释为皇娥(少昊母) 后稷呢? [14] ”把：“皇”释为“皇娥”，“后”释为“后稷”，似乎难以成立。说“‘后皇’即辉煌、堂皇”，也不如释为“履后土而戴皇天”确切。

王娜等认为：“《橘颂》的“后皇”即西王母。[15] ”她列了三条理由：

1，因为橘为西王母所喜之食品，才说“后皇嘉树”。2，诗人的“求女”情结，也暗示“后皇”是西王母。3，从语言角度看，“皇”为上帝级别的人，“后”字暗示其为女性，故这里的“。

上古称君主为“后”并非指女性，例如：夏后氏、商之先后、周始祖后稷，均为男性。王娜的“‘后皇’是西王母”之创新，虽可备一说，终究与文本不符。

“年岁虽少”

“年岁虽少”学界多认为是指少年。

姜亮夫则认为，“少”应是“多少”的“少”(shdo)，他说:“此四句语法与通俗不近，所以难懂，其实若写成‘一个人的年岁，虽然不多，但能以古贤伯夷为则像，而其行径能有相似，则可以留其迹于长久’，故此处把后二句译文倒过来写。[16] ”

姜先生此论虽不失为独特一家之言。只是即便解释为“少(shdo)”，其“年岁虽少”还是说年岁少(shdo)的人，与解为“少年”两者差别不大。例如，赞同姜亮夫先生论说的龚红林也说：“关于《橘颂》的写作时间，笔者以为当是在屈原青年时代从政初期。[17] ” 况且“年岁虽少可师长兮。”是一句完整的话，姜亮夫先生把它与后面的一句合起来解说，的确是“与通俗不近”，故难以为大众认可。

*《橘颂》与“使齐”无关

徐蔚明认为：“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是屈原出使齐国，到稷下学宫与诸学士切磋时才发现或发明的“独特属性”。《橘颂》“是屈原使齐返楚（前311年）32岁左右创作”[18] 。

按徐氏说，地处淮水南北、盛产橘柚的楚国，其人不知道“淮水南北橘、枳”不同，反而是“地处北方，不产橘的齐国”才“发现这个‘独特属性’”岂非咄咄怪事？况且“32岁左右”与文本“年岁虽少，可师长兮。”也难以融通。

楚是盛产橘柚的国度。《战国策·赵二》曰：“楚必致橘柚云梦之地。[19] ”

《尚书·禹贡》记载，扬州的贡品中已经有“厥包橘柚”。

《史记·货殖列传》有：“江陵千树橘”。

《晏子春秋·内篇》有：“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 这是晏子用楚人众所周知的常识来说事，才风趣易懂。 

    马茂元《楚辞选》指出：“在《九歌》的轻歌微吟中却透露了一种似乎很微漠的而又是不可掩抑的深长的感伤情绪。它所抽译出来的坚贞高洁，缠绵哀怨之思，正是屈原长期放逐中的现实心情的自然流露。”[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