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招魂》的作者和争议

熊人宽

（原载 职大学报2015第4期）

 

摘要：笔者通过相关背景资料和《史记·屈原列传》、《楚辞章句》可信性对比得出：《屈原列传》的“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与屈原、宋玉生平和楚国历史一致，与《招魂》文本相符，是屈原作《招魂》的依据。而王逸《招魂》序、注的“《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等等，与“屈原、宋玉生平和楚国历史不符，与《招魂》文本不合，其可靠性欠佳，不宜采信。

关键词：《招魂》，《屈原列传》，屈原，宋玉，楚王，生魂，死魂

 

Discussion over the author of Evocation and the relevant disputes

Xiong Renkuan

Abstract: By comparing relevant background materials with Commemoration of Qu Yuan in Shiji and Chucizhangju, I can get the summary that Taishigong’s saying that “I sympathize Qu Yuan’s ambition when reading Lisao, Tianwen, Zhaohun and Aiyin”is consistent with lifetime background of Qu Yuan and Song Yu, the history of Kingdom Chu and the text of Evocation, which is the base for Qu Yuan to write Evocation. However, what written by Wang Yi in the preface of Evocation, in which stated that Evocation was written by Song Yu does not comply with lifetime background of Qu Yuan and Song Yu, the history of Kingdom Chu and the text of Evocation, which should is not reliable.

Key Words: Evocation, Commemoration of Qu Yuan, Qu Yuan, Song Yu, King of Chu, Live soul, Dead soul

 

前言

 

自汉至今，对《招魂》的分歧一直未了。《招魂》的种种分歧，往往与“脱离战国时代的实际，脱离屈原和宋玉的生平，脱离《招魂》文本，以及违背逻辑等倾向有关。而且人们在论著中往往压缩或者回避对自己不利的信息。如能排除这些不良倾向，分歧就会大大减少。

学术讨论必须以文献为依据，离开文献的臆想，大多没有学术价值。关于《招魂》的作者，“屈原说”的原始证据只有《屈原列传》的“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宋玉说”的原始证据只有王逸《楚辞章句》的：“《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

要解决《招魂》的作者问题，必须“尽可能地弄清楚相关背景”，例如：屈原与宋玉的生平；《招魂》的内容和主旨；太史公“读的《招魂》”是谁的作品？王逸《楚辞章句》是否严谨？其“《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可不可靠？等等。

笔者通过《探索宋玉生平[1]》大致确定：宋玉侍楚襄王，作《钓赋》、《好色赋》都在楚都迁陈以后，宋玉当生于楚襄王元年(前298年)前后。通过《试论<</span>招魂>的主旨和魂主[2]》，论证《招魂》是屈原宣泄愁苦的文学作品。其文有“魂归故居与身在江南”的矛盾，有“上帝既助魂主招魂，又是啄害下人的主使”的悖论。还有“招辞”与“引文、乱曰”不协调等问题，这些只有用“屈原遐想自招其魂”才能说通。

在大致掌握屈原、宋玉生平和《招魂》主旨的基础上，本文通过对《屈原列传》和《楚辞章句》文献可靠性的分析得出：《屈原列传》的“太史公曰”是屈原作《招魂》的依据，它与屈、宋玉生平和楚国历史相符，与《招魂》文本相符。而王逸《招魂》序、注的“《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讽谏怀王”等等，与“屈原、宋玉生平和楚国历史不符，与《招魂》文本不合，其可靠性欠佳。

 

《招魂》争议回顾

 

◎《屈原列传》曰：“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过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3]。

司马迁能看到的屈原和宋玉的资料远比现代要多，以司马迁的天赋和学识，理当知晓屈原、宋玉生平，掌握屈宋作品精要。在此基础上作出的论断，其文献可信度理当肯定。不管从行文惯例，还是从逻辑规律上看，他所列举的四篇作品都应当是屈原所作。更重要的是“屈原作《招魂》”说，与屈原、宋玉生平相符，与《招魂》的文本一致。

◎王逸《楚辞章句·招魂序》曰：“《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魂者神之精也。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以讽谏怀王，冀其觉悟而还之也。”[4]

王逸“《招魂》序、注”，大多与《招魂》文本不合，亦与屈、宋玉生平等史实不符，现今很少有人认同。然而他的“《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采信的人很多，一度成为学界的主流。但王逸之前，并无此说，不知道他是根据什么得来的?

◎汉后，屈原作《招魂》与宋玉作《招魂》两种观点并存。

认同屈原作《招魂》之例：

南朝梁 沈炯《归魂赋》曰：“古语称收魂升极，周易有归魂卦，屈原著《招魂》篇，故知魂之可归。”[5]

王勃《春思赋序》：“仆不才，耿介之士也。……屈平有言：‘目极千里伤春心。’”[6]

　　李白的《同友人舟行游台越作》：“楚臣伤江枫，谢客拾海月。怀沙去潇湘，挂席泛溟渤。蹇予访前迹，独往造穷发。古人不可攀，去若浮云没。……”。从“怀沙去潇湘”看，“楚臣”当指屈原，“伤江枫”应是《招魂》之“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可见李白也认为《招魂》为屈原之作。

　　陆龟蒙的诗《离骚》：“《天问》复《招魂》，无因彻帝阍。岂知千丽句，不敌一谗言。”陆龟蒙认为《离骚》、《天问》与《招魂》都是屈原的作品。

　　唐末吴融《楚事》诗序：“屈原云‘目极千里伤心’，宋玉云‘悲哉秋之为气’”。把屈原《招魂》与宋玉《九辩》分得很清。

　　北宋末 吴幵：『目极千里伤春心 。陆士衡乐府：“游客春芳林，春芳伤客心。”杜子美：“花近高楼伤客心。”皆本屈原“目极千里伤春心。”』；『成枭而牟呼五白。杜子美《今夕行》：“凭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枭卢。”学者谓杜用刘毅刘裕东府樗蒱事，虽杜用此，然屈原《招魂》已尝云：“成枭而牟呼五白。”』[7]把《招魂》归为屈原之作。

　　认同宋玉作《招魂》之例：

萧统，在《文选》33卷中，把《招魂》列于宋玉名下。[8]

　　唐 李贺曰：“宋玉赋，当以《招魂》为最”。

　　李商隐《哭刘蕡》：“只有安仁能作诔，何曾宋玉解招魂。”

唐代 吕向、吕延济、刘良、张铣、李周翰《五臣注》，认为宋玉作《招魂》“皆代原为辞。”。

◎宋 洪兴祖(1090～1155年)，《楚辞补注》既承袭王逸“《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又注“太史公读《招魂》，悲其志。”；注“五臣云：皆代原为辞。”认为是“招屈原生魂”。

葛立方(？～1164)认为《招魂》著作权应该从司马迁说归于屈原，并提出屈原作品为二十六篇。

朱熹（1130—1200），《楚辞集注》《招魂》注[9]，认同宋玉作《招魂》，但对于招屈原生魂还是死魂，有含糊之词。例如，他说：“《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荆楚之俗，乃或以是施之生人，故宋玉哀闵屈原无罪放逐，恐其魂魄离散而不复还，遂因国俗，托帝命，假巫语以招之。以禮言之，固為鄙野，然其尽爱以致祷，则犹古人之遗意也，是以太史公读之而哀其志焉。若其橘怪之谈，荒淫之志，则昔人盖己误其讥于屈原，今皆不复论也。”，“此宋玉代为屈原之词”，“玉意欲使屈原复归郢”。可见有招屈原生魂之意，可又说：“尽爱以致祷”；“人死则设其形貌于室而祠之也。”乃是“招死魂”之论。

◎明徐师曾（1517年—1580年）《文体明辩·楚辞》承袭朱熹的“宋玉招屈原死魂”说。显然与《招魂》文本不符。

张凤翼（1527-1613）《文选纂注》卷七《招魂》篇注说：“古者人死，则以其上服升屋而招之，此必原始死，而玉作以招之也。旧注皆云，施之生时，欲以讽楚王。殊未妥。”

陈第（1541-1617）《屈宋古音义》《题招魂》说：“《招魂》作于屈原既死之后，张凤翼之言是也。今观其词云‘去君之恒斡’，又云‘像设君室’，夫苟未死，何云‘去斡’，又何云‘设像’也?[10] ”

黄文焕（1598-1667）《楚辞听直》据“太史公曰”断“《招魂》为屈原所作，自招其魂”。他列举的“四条理由”，虽然没有说到点子上[11]，但是，他的“屈原作《招魂》自招其魂”还是突破了当时众口一词的“宋玉作《招魂》”论。

◎清 林云铭(1628～1697）《楚辞灯》云：“（《招魂》）是篇自千数百年来，皆以为宋玉所作。王逸茫无考据，遂序于其端。试问太史公作《屈原传·赞》云‘余读《招魂》，悲其志’，谓悲原之志乎？抑悲玉之志乎？此本不待置辩者。”[12] 其后“屈原作《招魂》自招其魂”从者甚众，如：“蒋冀，屈复，方东树，吴世尚，陈本礼，胡浚源，胡文英，粱启超等”。

王邦采（1676～1746）《屈子杂文笺略》曰:“夫《史记》之文,疏而不密,宋玉《招魂》一篇,以其为屈子而作也,遂连类及之,则所谓其志,即谓读玉之文而悲原之志,何不可者。”[13] 王邦采把《屈原列传》的《招魂》转到宋玉名下。其后“宋玉代屈原为词自招其魂”也有多人采信。

孙志祖（1737～1801）《读书脞录》[14]否定林云铭的“《招魂》为屈原所作”，而把《史记》所称的《招魂》定为《大招》。此论没有文献依据，其内容与屈原时代的楚国实际不符，与屈原耿介直书的性格不符。故难以得到公认。

方东树（1772—1851）《昭昧詹言》提出《招魂》“所陈荒淫之乐，皆人主之礼体，非人臣所得有也”。[15]　致使各种“招楚王论”盛行。其中认同“屈原作《招魂》招楚怀王”的人数最多。例如，郭沫若先生说：“宫室苑囿，车马仆御，女乐玩好，美衣玉食，那些近于穷奢极侈的情况，决不是自甘『贱贫』的屈原的身份所宜有”[16]。 陈子展认为：上帝“决不是辅助一介臣民，而是辅助一位人君”。《招魂》招怀王生魂，作于顷襄元、二年之际[17]。王泗原说：“细绎内容，联系史事，当是屈原作，以招怀王之魂。怀王客死秦国，楚人痛心疾首，怀念故君，所以有怀之谧。”[18]

“招楚王论”，把虚幻的文学作品，当成“真招”；把虚夸的“招辞”，当成魂主真实的生活。只看到“招辞”之礼体，没有看“屈诗”之总体。《离骚》有：“屯余车其千乘兮，齐玉轪而并驰。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抑志而弭节兮，神高驰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偷乐。”《远游》有：“屯余车之万乘兮，纷溶与而并驰。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这些天子、天神才能享受的“豪华气派”，远远超过了《招魂》的礼体，论者并没有因此说它们与屈原不符。可见，他们用双重标准对待《招魂》与《离骚》。

◎现今困扰学界的还是：《招魂》的作者？招谁？招生魂还是招死魂？这三大问题，其论林林总总有二、三十种。[19] 其中有一定影响的观点有：

屈原作《招魂》自招其魂[20]：游国恩、董楚平、张中一、熊任望、周禾、褚斌杰、杨仲义、颜翔林、郭竹平、常森等。

屈原作《招魂》招楚怀王：

“招生魂”：郑振铎, 郭沫若，詹安泰，陈子展，刘尧民、徐仁甫，陆侃如、龚克昌，马积高， 赵逵夫等。

“招亡魂”：陈朝壁，金开诚，姜亮夫，德育，刘大杰，康定心、康广志，谭优学，朱碧琏，杨白桦，寿勤泽，吕晴飞，梅桐生，聂石樵，郭预衡，张兴武，汤炳正、李大明、李诚、熊良智，韩兆琦，马茂元,王泗原，张叶芦，张庆利,徐志啸，李笑野、张晶，张炜，余冠英、韦凤娟，蒋锡康、陈英，钱玉趾，宋尚斋，叶君远，郭英德、过常宝,袁行霈，周殿富，李山等。

“宋玉拟屈原自招其魂”：认为太史公所读的《招魂》乃宋玉所作。有王达津，郑宾，金式武，方铭，力之，吴广平，张炯，聿若任等。

“宋玉作《招魂》招楚襄王魂”：以潘啸龙为代表，认为太史公所读的《招魂》是《大招》。观点相近者有胡念贻，罗义群、袁心澜、李啸霈、郑亚芳等。

“宋玉作《招魂》招楚考烈王魂”：如刘刚等。

其他：如蒋天枢的“招楚国之魂”；林庚的“招阵亡将士的魂”；朱东润的“招淮南王刘安的亡魂。”等等。都是凭主观想象，没有文献依据。

 

《屈原列传》的“太史公曰”

 

采信宋玉作《招魂》的某些学者，否认司马迁之的“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是“屈原作《招魂》”的证据。

例如，陆侃如认为：“这种随手拈来的传赞，决不能当作铁证”。[21]

有学者说：“‘赞’与其‘正文’间多有不同，太史公曰是评说而非‘记述’”。“太史公是‘读玉之文，悲原之志’”；“即使太史公真的说《招魂》为屈原作，我们与其信太史公，倒不如信刘向、王逸。”等等。现就此作些探讨。

 

一  《屈原列传》的“正文”与赞

《屈原列传》是“史迁与屈原的共鸣之作”，理当极其认真。他还有“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的方便，能看到的屈原、宋玉事迹记载远比现代要多。在资料远不及古的情况下，我们从《宋玉赋》等资料还可读出宋玉约生于楚襄王元年(前298年)前后。从《招魂》文本还可读出：它是屈原宣泄愁苦的文学作品[22]。以司马迁的条件，他的天赋和学识，理当知晓屈原、宋玉生平；掌握屈、宋作品精要，明了《招魂》宗旨。

就《史记》而论：《屈原列传》“正文”中有：“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这段“记述”可与班固的“宋玉在屈原后”互证，其“文献可信度”应该肯定。它与其后的“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理当相互照应。故不管从行文惯例，还是从逻辑规律上，他所列举的四篇作品都当是屈原所作。更重要的是“屈原作《招魂》”说，与屈原、宋玉生平相符，与《招魂》的主旨一致。

洪兴祖读《屈原列传》时，可能隐约体味到这层意思。故在《补注》中引用了，王逸理当提及、却不曾提及的：“太史公读《招魂》，悲其志。”虽未挑明分歧，但已暗含疑窦。故有学者认为：宋代著名的治骚者洪兴祖，其《补注》云:“太史公读《招魂》悲其志。”补充了这个重要信息，似乎对《招魂》作者有两说，保留了空间。

力之先生说：『洪氏完全认同“太史公读《招魂》，悲其志”，意即“太史公读宋玉的《招魂》，悲屈原之志”』[23]此论似有“以己意代洪氏之意”的嫌疑。

如果我们冷静地从“相关背景”、“《招魂》主旨”和“《史记》记述” 综合考察，就不难发现：《屈原列传》的“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乃是屈原作《招魂》的重要证据。学术界广为传信的“屈原作《招魂》”论，不一定如力之先生界定的：“忘记了科学常识”、“情感冲动”、“想象之说”。

 

二  所谓“读玉之文，悲原之志”

王邦采《屈子杂文笺略》曰:“夫《史记》之文,疏而不密,宋玉《招魂》一篇,以其为屈子而作也,遂连类及之,则所谓其志,即谓读玉之文而悲原之志,何不可者。”[24]　王氏之论既没有依据，又不合逻辑，然而它有一定的迷惑性，所以有一定的市场。

首先，“司马迁读玉之文而悲原之志”是个没有依据的臆想。而且强调“司马迁并非明言《招魂》是屈原所作，而是读玉之文，悲原之志”，其中隐藏了一个逻辑陷阱：在《屈原列传》中，列举屈原的作品必须篇篇“明言”；而列举宋玉之文反而不须“明言”。请问，这是不是一种“不顾前提条件、采用双重标准”的强辩？《屈原列传》的大前提是记述屈原事迹，从思维逻辑通例上讲《离骚》、《天问》、《招魂》、《哀郢》都是屈原的代表作。说《屈原列传》里的“《招魂》是宋玉之文”带有明显的推理错误。

当然，若是有人“读玉之《九辩》，悲屈原之志”，则另当别论。只是“某人为文所言与他人代其为文所言，肯定有所不同。”宋玉的作品，必然打上宋玉的烙印，不可能忠实地体现屈原之志。司马迁在为屈原立传时，没有必要放着许多屈原作品不用，而用“读玉之文”曲折地去“体现屈原之志”。

 

三  太史公之言是否可信？

　　胡念贻先生说[25]：

1、“即使司马迁认定《招魂》为屈原作品，他的说法也不一定全部都可靠。他在《管仲晏子列传》里认为《晏子春秋》是晏婴所作，就不一定可信。”

胡先生的推理是：“甲不可信，所以乙也不可靠。”这不合逻辑。《史记》中可以找出“大量差错”，但是，其可靠的史料是主流，是各种古文献中首屈一指之史书。若按胡氏之推理，王逸《楚辞章句》的差错率很高，信誉等级也不如《史记》。那么，《楚辞章句》的“宋玉作《招魂》”岂不是更不可信？

2、“从《招魂》内容本身看，没有表现屈原之‘志’，《史记》所说‘悲其志’不知何所指。有人认为《史记》所说的《招魂》即《大招》……”

此论的基础薄弱。第一，孙志祖《读书脞录》把《史记》所称的《招魂》定为《大招》，孙作云《〈楚辞〉研究 》也持相同观点。但是，“这完全是一种揣测之辞”，没有证据。第二，说“《大招》是屈原的作品”与《大招》内容不符。《大招》里面的“‘正 始昆’、‘赏罚当’、‘尚贤士’、‘禁苛暴’、‘尚三王’等治国安邦的政治理想”并非屈原所特有，而是多数明君、贤臣的共识，很难说体现了屈原之志。第三，假如《大招》作于楚国尚强盛的楚怀王早期，请问其招魂对象是谁？假如作于楚怀王中晚期或以后，那么《大招》的描绘，既不符合楚国的现实，也不合屈原忠贞耿直的性格和已经被疏放的现实。《大招》中的“三圭重侯，听类神只。察笃夭隐，孤寡存只”；“举杰压陛，诛讥罢只。直赢在位，近禹麾只”；“名声若日，照四海只。德誉配天，万民理只……”。与楚国政治黑暗，奸佞专权，忠贤被逐的实际不符。完全背离了屈原作品中对楚国现状的评击。《大招》颂扬楚国的强盛：“名声若日，照四海只。德誉配天，万民理只。北至幽陵，南交趾只。西薄羊肠，东穷海只。”；“雄雄赫赫，天德明只。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诸侯毕极，立九卿只。”这与天下统一的汉代类同，而与楚怀王中后期兵挫地削日趋衰败，顷襄王继位后更是江河日下的状况不符。耿直的屈原怎么可能，编造谎言，把楚国描写成诸侯臣服、一统天下的霸主呢? 第四，学者们多认为《大招》不是屈原的作品。若《大招》不是屈原的作品，就不会写进《屈原列传》，更不可能用《大招》体现屈原之志。第五，说“《史记》所说‘悲其志’不知何所指”。那是先生们“理解”的问题。屈原的《天问》、《哀郢》都没有“‘正始昆’、‘赏罚当’、‘尚贤士’、‘禁苛暴’、‘尚三王’等治国安邦的政治理想”，不能以此为由，说它“不能体现屈原之志、不是屈原之作”。司马迁论赞“屈原的志”内涵很广；《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所表现的屈原之志各有特色。《招魂》篇首之“序”，写诗人忠贞廉洁而遭迫害的悲愤。篇末之“乱”，表达了诗人对楚国命运的忧虑，对自身遭遇的伤悲。这些均可体现屈原不与俗流合污的耿介之“洁志”。至于“招辞”既不能、也不需要代表屈原之志。《招魂》“篇末，作者面对楚国现状无限感慨地发出‘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的呼唤。当时的屈原，生活虽然处处都在受着限制，但他的思想感情是谁也限制不了的，这就是《招魂》之所以伟大动人和司马迁‘悲其志’的缘故。”[26]

（续1）（王逸《楚辞章句》并不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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