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人所说的“楚辞”不包含屈原作品

熊人宽

汉人的“辞、赋”不分

或曰：“辞是辞, 赋是赋, 汉人对它们二者是绝不会混淆的。因为, 汉人认为屈原的所有作品和后人仿屈原且一般是以屈原的第一人称口气抒写的作品, 才称之为楚辞; 此外, 那些只有楚辞的外在形式, 哪怕仍是以屈原为题材的作品,则只能称作赋。[1]”

此论有违《史记》《汉书》和《楚辞章句》的实际，请看相关记载：

司马迁《屈原列传》：“乃作《怀沙》之赋。”；“屈原既死之后, 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 皆好辞而以赋见称。”[2]

班固《汉书•地理志》有：“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3]”

《汉书·艺文志》：“屈原赋二十五篇”。“凡诗赋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除了“歌诗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外，不论屈原、宋玉、还是汉人其它一千零四篇皆称“赋”。

班固《离骚赞序》：“至于襄王，复用谗言，逐屈原。在野又作《九章》赋以风谏，卒不见纳。不忍浊世，自投汨罗。原死之后，秦果灭楚。其辞为众贤所悼悲，故传于后。[4]”

王逸《楚辞章句》

《惜诵》：“发愤以杼情。” 王逸注：“言己身虽疲病，犹发愤懑，作此辞赋，陈列利害，渫己情思，以风谏君也。[5]”

《抽思》：“结微情以陈词兮”，王逸注：“结续妙思，作辞赋也。[6]”

《怀沙》：“限之以大故”。王逸注：“限，度也。大故，死亡也。言己自知不遇。聊作词赋，以舒展忧思，乐己悲愁，自度以死亡而已，终无它志也。[7]” “此章言己虽放逐，不以穷困易其行。小人蔽贤，群起而攻之。举世之人，无知我者。思古人而不得见，仗节死义而已。太史公曰：乃作《怀沙》之赋，遂自投汨罗以死。原所以死，见于此赋，故太史公独载之。[8]”

《招隐士》序：“故作《招隐士》之赋[9]”

汉人对屈原作品 既称“辞”、称“赋”，也称“辞赋”，多数情况下汉人的“辞与赋”没有区别。而汉人所称的“楚辞”则是“宋玉及汉人依仿屈原作品”的通号，并不包括屈原的作品。

朱买臣和王褒传中的“楚辞”

《史记•酷吏列传》：“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10]”。这是“楚辞”第一次出现在文献记载中。

《汉书•朱买臣传》记载：“会邑子严助贵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辞》，帝甚说之，拜买臣为中大夫，与严助俱侍中。[11]”与《史记》记载的是同一件事。

《汉书·王褒传》云：“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

有学者以这些记载为依据，断言“汉初已有《楚辞》专书。”这与史实不符。

笔者认为：善于“应对”的朱买臣，其“说‘春秋’”是讲述“历史故事”；“言‘楚辞’”是诵读、演唱“号为‘楚辞’”的作品。 朱买臣讲述历史故事非常生动；“诵读楚地辞、赋”，能很好地表达“楚语、楚声”的音律特色，故而见“幸”。

而《王褒传》中的“讲论六艺群书”与“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 两者是并列关系，这正是“楚辞”不属“六艺群书”的旁证。从逻辑上说，由“讲论六艺群书”与“诵读‘楚辞’”，也推不出“西汉前期屈宋作品已辑有专书”的结论。

「现在没有任何文献材料可以证明朱买臣、九江被公等当年所“言”、所“诵”的“楚辞”就是指屈、宋辞赋类的作品。[12]」

《汉书•地理志》和《楚辞章句》的“楚辞”

《史记•酷吏列传》、《汉书•朱买臣传、王褒传》中的“楚辞”有多解性。那么汉代“楚辞”的确切词义是什么呢？它可以通过《汉书•地理志》和《楚辞章句》来了解。

《汉书•地理志》有：“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13]”

这段文字可分为两部分，“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是说屈原和他的作品“《离骚》诸赋”。其后讲的是，楚之宋玉、唐勒；汉之濞、枚乘、邹阳、严夫子、淮南王安及宾客、和严助、朱买臣等人号称“楚辞”的作品。这是汉人对“楚辞”内涵的明确表述。

再看古今公认的“楚辞”权威著作，王逸的《楚辞章句》。其《九辩序》曰：「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闵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至于汉兴，刘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词，故号为“楚词”。[14]」王逸明确地把宋玉和汉人“依（屈原）而作词者，号为‘楚词’”——这是“楚词（辞）的定义”。  

王逸以“刘向集”为底本而作的《楚辞章句》，就是由“主体”屈原作品（离骚）和“附录”宋玉及汉人仿代屈原的作品（楚辞）两部分组成。书中的“楚辞”，就是“哪些属‘楚辞’的例证”；屈原的作品“《离骚》二十五篇[15]”并不属“楚辞”。

《地理志》、《朱买臣传》、《王褒传》等 所说的“楚辞”，是“包括楚之宋玉、唐勒；汉之濞、枚乘、邹阳、严夫子、淮南王安及宾客、和严助、朱买臣等人作品”的“通号”，它所列举的唐勒、枚乘、邹阳“诸作家”的作品并没有入《楚辞章句》。特别是《史记》、《汉书》中一再提到的“以能言‘楚辞’显名、专精‘楚辞’的朱买臣”也没有作品入《楚辞章句》。汉人所称的“楚辞”，既不包括屈原的作品，更不是“《楚辞》专书”。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包括如此众多作家、众多作品的《楚辞》专书。《楚辞章句》中所称的 “楚辞”，只是 汉人“通号楚辞”中很小的一部分。

王逸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他把书名定为《楚辞章句》后，已经把 “楚辞”，变为“以屈原赋二十五篇为主，入选了部分仿屈原作品的《楚辞》”。其“离骚”与“楚辞”的主从关系也被颠倒了。《楚辞章句》流传之后，人们才用《楚辞》来统称这两类作品。这个后起的“楚辞（《楚辞》）”与 《地理志》、《朱买臣传》、《王褒传》等汉人所说的“楚辞”已经有了质的变化，不可混为一谈。

《隋书•经籍志》的“《楚辞》者，屈原之所作也。……弟子宋玉痛惜其师，伤而和之其后。贾谊、东方朔、刘向、扬雄嘉其文彩，拟之而作。盖以原楚人也，谓之《楚辞》”。[16]其《楚辞》的概念就源于与对王逸《楚辞章句》的误解，与汉人所称的“楚辞”内涵不同。

自隋至今学界已认同了《隋书•经籍志》的《楚辞》概念，把“楚辞”看作“囊括屈原作品和相关的仿屈原作品的统称。” 当今的人们既不须要，也不可能改变现有的“楚辞”概念，只是在论及汉人所说的“楚辞”时，不要“以今代古”无视其本意。

附：汉“楚辞”与现“楚辞”内涵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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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慎《说文解字》的《楚词》

有个特例，许慎《说文解字》中的《楚词》包括屈原的作品。

例如，卷二上：“些（《招魂》），语辞也，见《楚辞》。”中华书局1963年(P38)。

卷九上：“颢，白兒。从页，从景。《楚词》曰：‘天白颢颢（《大招》）。’”(P183)。

卷十二下：“媭，女字也。《楚词》曰：‘女媭之婵媛（《离骚》）。’”(P260)

王逸，安帝(107-125年)时为校书郎。《楚词章句》是他为校书郎时上呈朝廷的书。王逸与许慎(约58～约147年)同时代，其《说文解字》的《楚词》，假如代指王逸的《楚词章句》，自然问题不大。假如《说文解字》早于《楚词章句》，则许慎的“楚词”概念或许与其他汉人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