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农化才能造就新式农民

罗天昊   

    这是一个鲜花盛开的季节。

    昨天，中国最著名的农业专家袁隆平提议，如果每年补贴1000亿，或可逐步振兴中国的农业。闻听此言,兴奋之余,更不胜悲哀.

    时光回溯到两个月前，在各个火车站，以往那种人头涌动的乱象已经悄然不见，甚至在以往春运最高峰的初五初六两天，以拥挤著称的武昌火车站，竟然显得有点门庭冷落，稀稀拉拉的乘客来回走动着。在广州东站，亦看不到以往那种拥挤不堪的景象。

    而在这种现象背后，绝不是因为中国人开始变得到闲庭信步，而是因为，在新的一年中，很多失去工作的农民工，就不再进入城市。虽然预计2009年中国仍然有8%的增长预期，仍然将有数以千万计庞大的农民工将不再有机会进城工作。他们的未来引起广泛关注。

    这些不再进入城市的农民会安心做农民吗？

    2008年的一个热点话题之一，是关于农村的土地流转制度。农村与农业的改革，在全社会领域被推上了议事日程。而在农村土地流转这些“显性改革”之外，2009年，广大的农村，还需要一种“隐性改革”  与印度的“种性制度”一样，低种性是一种耻辱，中国人的潜意识中，做一个“农民”也是低人一等的，同时，中国事实上存在着一个隐蔽的等级制度，而这种社会结构与文化的缺陷，才是未来农村持久繁荣的心腹大患。

    在中国，是否农民，不仅意味着现实的利益分配格局的不同，更涉及到一个社会认同的问题。自古以来，农民是社会下级阶层的根基。而在现代中国，由于户籍制度与城乡分割，农民在社会阶层的分野中处于弱势地位，亦客观存在。

    新兴的接受了现代教育的农民后代，不仅要求土地流转等市场要素的流动，更要求改变社会地位，他们已经开眼看世界，在经济收入等同的情况下，选择务农，与选择从事别的工作，对于自我的身份认同区别巨大。作为农民的后代，我个人有非常深刻的体会，我的很多同龄亲人和朋友，他们没有和我一样通过读书改变农民身份，但是，作为年轻一代的新农民，他们已经走进都市，在接受现代文明、体验过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之后，他们宁愿在外面拿很少的薪水，也不愿意再种田。因为种田还是打工，不仅是个收入问题，还存在身份认同，种田，在农村的现实意义中，是贱业，而农民，则是贱民。

    隐性的身份等级制度对于社会的巨大危害，也许可以从印度身上看到影子，开国总理尼赫鲁打出世俗主义的旗号，试图以此来解决印度的千年痼疾，虽然自独立伊始法律即已规定人人平等，但是，在现实中，高种性的人与低种姓的人，存在着巨大的分野，很多社会高层职位，基本全部为高种姓所把持。在农村，人们仍然按种姓而居，通婚和社会交往仍然受到种姓的限制，行为方式仍然受着种姓的制约。在城市，纵使是新德里与孟买这类国际都市中，最底层的"贱民"依旧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现实中存在的种性制度造成了印度社会的分裂，也对其经济发展造成巨大负面影响。成为印度现代化的阻力。

     同为华人社会，台湾的农业化改革足以引以为戒。80年代，李登辉还在“台湾省主席”任上时，曾推出一个“八万农业大军”的振兴农业计划，希望以‘政府’的力量培养八万户专业的、年轻的核心农户，以他们的力量，主导农村走向精致化、高附加价值的新阶段，进而提高农民的信心。结果，最后发现，新一代的年轻农民，视务农为畏途，视农业为贱业，都不愿意当农民，根本无动力发展农业，最后，导致此计划失败。 “八万农业大军”在台湾的流产，可为大陆镜鉴。

   目前，台湾的乱象，与族群分裂有莫大关系。中南部农民，成为陈水扁的政治根基。而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动荡，某种意义上说，也源自长期的威权政治，使身份等级制度成为隐性规则。不仅是权贵及精英阶层与一般民众之间存在极大分野，一般民众之间的产业工人与农民之间，也存在严重的裂痕，导致社会动荡与分裂。

    中国如不从社会制度上，改革现行户籍限制，真正消除身份等级的隐性分裂，从文化上真正实践人人平等的信仰，长久必影响社会稳定，虽有庞大的农民阶层，却再无国民愿意做农民，虽有众多的职业选择，却再无国民愿意从事农业，振兴农业，则无从谈起。而数亿农民，也无法找到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