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信仰与理性不矛盾。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是可怕的，其实也没有无信仰的人。相信你所仰慕的，这是世界观意义上的，方法论层面则无论信什么都大略一致，除非跟自己过不去。跟自己过不去的人，大有人在。伤得深了，可能有创伤性应激障碍，是伤害的惯性，需慢慢调整。

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录》信仰的是上帝，却开启了现代哲学，方法论冲破昏暗的中世纪。不能从声音、形象感知上帝，佛陀亦如是，道可道非常道，儒家的仁亦是。内涵已定，外延亦定。信仰的内涵不能穷尽，外延势必超脱一切具体可感。但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四组二律背反中，内涵与外延又是何种辩证。第一组中，正题：“世界在时间上有开端，在空间上有限”；反题：“世界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无限。”天体物理学发展至今，证明着正题的合理，引力波的发现能不能将这种辩证阐释清楚。

何谓清楚？用人类的语言定理般地界定时间？时间与物质不可分，绾合或同构？如波粒二相？而定理本身亦是有限适用，三角形内角和定理在非欧几何空间就不准确。那么用特定空间的定理界定整体的时间，显然不可能。即使在此特定空间，时间也与物质分布相系，不免与其他空间联结。因此只有大约。《庄子·养生主》：“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有限可贵，无限可喜。

【2】模式的创造者。终于又发现一本可以和帕斯卡尔《思想录》、吕坤《呻吟语》、室利阿罗频多《周天集》、利希滕贝格《格言集》相媲美的书：G·H哈代的《一个数学家的辩白》。《锱铢斋编号读书笔记之八》第5则已对这种书有了大致的描摹。这种类型的书似乎有个共同特点：都是作者酝酿已久、自觉反思后的作品，大多呈语录状，因为无法用形式逻辑进行规约。《论语》当然也是，《孟子》却不像，当然，系统有系统的作用。

哈代是个极具创造力、包容力、古怪力、反讽力的数学家。反讽就是他的递进。这部书的第十章开头：“一位数学家就像一位画家或诗人，是模式（pattern）的创造者。如果他的模式比画家或诗人的模式的生命更加长久的话，那是因为他的模式是用‘思想’（idea）所造就的。画家用形状和色彩创作模式，诗人则用语词。一幅画可以包含一个‘思想’，不过它常常是普普通通的，并不重要。在诗歌中，思想的作用要大得多，不过……重要性常常被夸大了。”一首诗如果相似于另一首，从本质上相似，那价值不过就是一首，一幅画一样。只有创造才能感到存在，从新生中获得感知。崭新的模式需要技艺和思想的大幅跃升，如鸿沟巨堑，挡住庸才，深思奋厉之辈正可借此遨游。

思想对于诗歌来说，再夸大都不过分。思想不是形式逻辑，形式逻辑是工具。深情厚意可以成诗，特殊经历可以成诗，但大多偶然。而真正的诗人必有自己的典范，必有自己的体系，维系这体系的正是他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杜甫就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李白就是一位罕见的沉思者。所以当哈代说“思想的贫乏似乎影响不了文字模式的优美”，那就错了。六朝文字最美，骈文中的中国之思何尝不是最深。希腊文、梵文也一样。哈代先生又说：“数学家的模式，就像画家和诗人的模式一样，必须是优美的。”真的不必，香茗对月华，烈酒对忧愁，各有各的解法。

【3】只为塞纳河畔的惊鸿一瞥。敦煌壁画是一千余年连续的创作，其连续性、融合性为其他任何艺术所不具。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各领风骚数百年，不及敦煌悠悠沉淀。能够发现、发掘敦煌的这种美，是深具艺术使命者的责任。常书鸿，这位巴黎高等美术学校的高材生，新古典主义大师劳朗斯的高徒，在塞纳河边被一本《敦煌石窟图录》吸引，这是法国探险家伯希和1907年从甘肃敦煌县的莫高窟中拍摄的，是古老国度向世界透去的一束光，恰好与学习新古典主义的常书鸿相遇。鸿影一瞥，书生一惊，从此一生不能释怀。

在常书鸿看来：“大幅大幅的敦煌壁画，气势恢弘的构图，堪比拜占庭的基督教绘画。尤其是五世纪北魏早期的飞天，那遒劲有力的笔触，甚至比西方现代野兽派的画还要粗犷。”所以有学者说的：“艺术从不进化”。艺术随着的时间的推移，呈现的或许是一种波动。

纪录片《敦煌伎乐天》里讲到：“只为塞纳河畔的惊鸿一瞥，32岁的常书鸿放弃了巴黎的优越生活毅然回国，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过敦煌。”惊鸿照影来，心与情常在。

【4】故人书简，槐痕斑斓。黄裳先生是现当代散文作家中葆有赤子之心、战斗之姿的一位，殊为不易。去年买的先生的《故人书简》，不知放在哪里了，搬家后书都放在箱子里，找寻太难，仅就记忆所及谈一下先生的书信。他日找到书，再行添改。

与黄裳先生有来往的现当代人物，数量不是特别多，但都很厉害，很有趣。先生一有机会就向这些人索墨迹，都是文学会心人，寄情于墨翰，托付于薛笺，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不像现在，你要有事再写封信试试，你不敢，呵呵。有些传统是不可逆地过去了，除非刻意为之，但那也只是为了纪念，而不可能再得于寻常日子。

在黄裳先生那些书信中，现在能记住的最有意思的，就是钱钟书与黄裳先生的几封。其中提到先生对当时鸿影的追慕，被先生形容得让人莞尔。而黄裳也曾说过，一次在向钱先生索要《围城》签名本时，遇到了钱先生的“为难”，因为那是钱先生家里唯一的一本了。这要再送出去，以后要看自己的书，就要去书店了。但黄裳不管，关系好，就不用管，吼吼。

《珠还记幸》里有一篇《槐痕》，恐怕要得废名的欢喜。其中讲的是黄裳与俞平伯先生的通信来往。就黄裳先生家屋后那棵大树究竟是榆树还是槐树，两位现当代文学巨擘展开了细致的讨论，又经多方考证，终于得知其名为“枫杨”。但这个考证实在也不过是文章的一个引子。真正让此文灿然生辉的，是俞平伯用鲁迅分下来的诗笺誊写了几首近作，其中有句：“耳聋疑夜雨，叶静误微风。寂寂萤残照，馀生惜暗虫。”这心情同样值得珍重。

《槐痕》一文可让废名先生欣赏的，还有黄裳对往事的追忆。当年的惊心动魄经过几十年的映照，已是辛辣转深沉，但更有意味的，或许是文末那一幅白描：1954年的秋天，黄裳和爱人到北京小住了一段。一次朋友请客到全聚德，在饭馆楼上的隔壁，时时有笑语传来，朋友告知：“俞平伯在这里。”黄裳并没有进去，而是“一下子浮起了许多念头”，又是二十八年过去，连“当时到底想了些什么，今天也真的无从追忆了。”

【5】昔去雪如花，今来花似雪。南北朝时期梁代作家范云《别诗》：“洛阳城东西，长作经时别。昔去雪如花，今来花似雪。”你我只是分别住在洛阳城的东边和西边，多远的距离，竟要每次都分别得这么久，要熬过一个季节才能见到。上次分别的时候，雪纷纷下得就像满天花雨，今天再次来到说再见的地方，花已经开得像当时的雪一样。

古人的分别，比现在要深切。那是真分别，没有语音可以随时传送，没有可视电话可以随时问候。有时就是一封信千里致意，那得多长的思念，多深的惦记。但最远的距离或许是近在咫尺，而无缘相聚，那又是怎样的一种惆怅。情深缘浅，徒留遗憾。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别离之苦，何止爱情。《诗经·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当年我从军远行，杨树柳树也依依不舍，枝枝叶叶流连徘徊。现在我已回来，满天风雪寒意凛冽。那路上的饥渴忍耐，谁能明白，心中的伤悲，如何能释怀。有多大的智慧和决心，才能阻止这些离别。让人生不再暗淡，让花成为花，让雪成为雪。

【6】我们的文章，是否缺少一个公共的花园？好的文章，一篇就是一个世界。仿佛打开了一个入口，缤纷错落已经透现，就看想不想进，能不能进。读书累不累，累！耗精神费眼神，值不值，值！披沙拣金，方觉不白活一回！

废名先生的《论新诗及其他》是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中的一本，素朴典雅，卓然可喜。书中有篇《中国文章》，题目大得让人正襟危坐，翻开一看只有两页，就觉得有些上当，但仔细一读，可是真实不虚啊。

文章一开头就撂下一句：“中国文章里简直没有厌世派的文章，这是很可惜的事。”突兀嶙峋，势如昆仑。厌世？难道如东洋小说家太宰治，人间失格，所以沉没。非也！“我说厌世，并不是叫人去学三闾大夫葬于江鱼之腹中，那倒容易有热中的危险，至少要发狂，我们岂可轻易喝彩。”不到万分危急，不要轻言绝决。否则就是投机，就是邀名射利。发狂容易，渐进最难。

听废名先生说：“我读了外国人的文章，好比徐志摩所佩服的英国哈代的小说，总觉得那些文章里写风景真是写得美丽，也格外地有乡土的色彩，因此我尝戏言，大凡厌世诗人一定很安乐，至少他是冷静的，真的，他描写一番景物给我们看了。”见本色。这样的文学还有莎士比亚的戏剧，俄国索洛古勃的小说。而“中国人生在世，确乎是重实际，少理想，更不喜欢思索那‘死’，因此不但生活上，就在文艺里也多是凝滞的空气，好像大家缺少一个公共的花园似的。”公共的花园，应是大家共同休息娱乐的地方，可见公心，可见责任。

中国的延陵季子挂剑、嵇康就命弹琴、李斯临刑伤叹，在废名看来，都不免局促于此生悲苦，大部分人或者又绕过这些激烈，开始享受“此间乐，不思蜀”的现世安稳，这些都缺乏想象（废名先生对延陵季子、嵇康的评述，我不认同，季子求义，嵇康殉道，各得其所）。在废名看来，俞伯牙钟子期的知音，李商隐的“微生尽恋人间乐，只有襄王忆梦中”才有意味，进一步：“我尝想，中国后来如果不是受了一点佛教影响，文艺里的空气恐怕更陈腐，文章里恐怕更要损失好些好看的字面。”印度人的苦思冥想，印欧语系的内在关联，值得注意。

难道中国文章就没有这些元素？不！读过外国的好文章后，废名先生回头看中国文学，发现“读庾信文章，觉得中国文字真可以写好些美丽的东西。”试读“草无忘忧之意，花无长乐之心”、“霜随柳白，月逐坟圆”，是不是有些不同？各自有味，相互牵引。

文末，废名先生又引用了庾信《谢明皇帝丝布等启》中的“物受其生，于天不谢”，称其“可谓中国文章里绝无而仅有的句子。如此应酬文章写得如此美丽，如此见性情。”不见得绝无仅有，但确实罕见。“于天不谢”，仿佛《击壤歌》里的“帝力于我何有哉”，又《资治通鉴》里，那位母亲得知将军亲自为孩子疗伤，只觉大事不好，无非都在提醒：爱惜民生。

到文章的结尾，废名先生也没给“好文章”下一定义，只是说某某写得好。但从整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的好文章，应该是指除了生活实际，还有关注形而上，除了物质，还有思想，除了此间的快乐，还有彼处的感觉。有些情愫不是“好”与“坏”、“爱”与“恨”所能统括，还需要细加揣摩，总之充满斑斓，因此显得好看，不是困顿中的柔弱，而是攀登中的执着。这样才能让文学少一些“僵尸的乐观”，多一些“真正的勇士”，才能少一些“精致的自私”，共同营造一个“公共的花园”。

【7】如果缜密的技艺能感动质朴的大自然。《书典》属于《书香三味丛书》之一，由巴特尔编撰，远方出版社出版。第180页摘录了华兹华斯《杂咏·十四行诗集》中的一段：“读者，再见吧！让它作为最后的寄语/如果幻想与真实能在这本书中融合/如果缜密的技艺能感动质朴的大自然/这本书也就算叩开了你的心扉；把你的爱给我吧/我绝无更多的奢求。”这还不算奢求啊，把人家的爱都要走了。

但华兹华斯的这段话确实很值得回味。幻想与真实融合，形成绮丽动人的世界。技艺需要缜密，否则不能够鞭辟入里。大自然是质朴的，只有用缜密的技艺细致打磨，才能展露其光彩。这种打磨被华兹华斯称为“感动”，可见运用这技艺的人必有一颗真纯的心，才能达到那种境界。华兹华斯作为莎士比亚、弥尔顿之后一代大家，留下的最重要诗歌宣言就是“以平民的语言抒写平民的事物、思想与感情”，就像用缜密的技艺描绘大自然。《锱铢》第十一篇的“既雕既琢，复归于朴”可为参照。

作为诗人，华兹华斯无疑具有幻想色彩，否则想象力无法伸张。而作为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先驱，华兹华斯更看重的是现实，幻想在他那里只是手段。幻想与真实融合后，幻想有了真实的内蕴，真实有了幻想的色彩，两者相辅相成。英国文学运动如其社会改革，秉持的是循序渐进的风格，传统在他们那里得到了非常充分的继承，这对于其他民族的文化发展具有启示意义。真正幻想的色彩必由缜密的技艺支撑，然后才能与大自然心心相映。

【8】文字为言语单位，概念为学术单位。《明日之中国文化——中印欧文化十讲》，张君劢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该书封底有张君劢的一段话：“吾人研求三四千年中，中印欧民族生活之经过，于是得一结论曰：以精神自由为基础之民族文化，乃吾族今后政治学术艺术之方向之总原则也。”这本书是抗战前后写的，有些观点值得商榷，但在方法论层面，很值得借鉴。

该书第九讲是《过去政治社会学术艺术成绩之评判》，这里只讲学术。在张先生看来，我国古代人民花费了太多精力在文字本身，如校勘、训诂等，没有真正开启文字→概念→命题→学术的渐进模式。许多人从文字直接“顿悟”到学术了，结果最后还是在文字里打转。不同的语言不妨碍其学术的发展，对于纯粹学术来讲（如基础数学和量子力学），可以用符号作为思考的单位。即使不纯粹，如各国的语言史，也可以用语言学规律加以分析。

也就是说，无论是哪国文字，都不妨碍其成为学术语言。而真正让一个民族具有强大思考力的，是概念→命题→学术这一过程，前面的“文字”只要通顺明晰就行。至于文字本身的来源与发展，那是文字学的内容，同样需要概念→命题→学术的研究路径。即使是文字艺术，如果要纳入学术的范畴，同样要遵循这样的模式。研究与欣赏不矛盾，神秘来源于研究的不可穷尽，而不是自设藩篱自我陶醉。

张君劢所说：“文字为言语之单位，与概念之为学问单位，完全不同”，确实这般泾渭分明。言语与学术，本就是两途。就像文言与白话，是两个系统。言语是为同一能级的交流，学术是为不同能级的跃升。道不同不相为谋，中人以下不可语上。话不投机半句多，天雨虽宽不润无根之草。所以找到自己的领域，和懂行的人交流，就是值得拥有的生活。

【9】没有陈旧的自然，只有清新的暗示。《零点诗刊》举办的“70后中国诗歌博鳌论坛”在给黄礼孩的颁奖词中写道：“作为70后诗歌的倡导者与推动者，黄礼孩先生十年来对70后诗人诗作的推介让这一代人以方阵的力量步入历史的视野。”这一句就已足够，“方阵的力量”，新颖有力。黄礼孩的诗作，同样透着力量，看其《无限的凝视》：

“青藏高原，那一望无涯的绝望/让我俯身做它的一株格桑花，随风而舞/但是八月，大地最后的油菜花开在撒拉族人的田园/我所遇见的，没有陈旧的自然，只有清新的暗示/我无限地凝望，那地方不属于我/在青藏高原，白色之马如闪电由下向上/而羊群更像星星，散落在裸露的草地/作为一种命运，我们在进行一场漫长的告别。”

写诗就是无限地接近梦中的故乡。宇宙是有限的，内心却生波澜。最后一句“漫长的告别”是一部侦探小说的名字，不是万不得已，不要这样引用。宗教也有诗意，但那是一种具体而微，是先自度，在这人世间，能自度者已罕见。只是一首诗，那就成为一个整体，否则早晚离心消泯。

这首诗可存者仅在“我所遇见的，没有陈旧的自然，只有清新的暗示”，这就够了，任他千般凌厉，这段寒光似水。大自然时刻都以崭新呈现，所不自然者，在刻意至错的人意。自然的清新又不是直接呈现，有心人能够感到，在表面的鲜艳和枯槁之外，用普遍而独特的语言。最近发现一个词：驰豫时间，很有意思。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因缘。

【10】历史的全部趣味与小说的终极意旨。跨专业的最大危险，就是自以为认识了全部。罗素：“精神崩溃的首要标志，就是认为自己做的事情非常非常重要”；《道德经》：“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真正的小说不是讲故事，更不是讲道理，更不是少年荒唐老来惆怅的忏悔。所以福楼拜胜过托尔斯泰，因为他明白自己的角色。所以不需要客串。幸福地入戏吧。

但我要客观。我更喜欢托尔斯泰，我喜欢那些漂亮锦绣的山脉胜过珠穆朗玛峰，我喜欢那些“强行者有志”的呐喊，我喜欢冲破罗网胜过陶醉其间。好了，书归正传，且看《战争与和平》。第三册第二部中，托尔斯泰写道：“古人留给我们许多英雄史诗的典范，其中的英雄人物乃是历史的全部趣味，但是我们还不能习惯于这样的事实，那就是这类历史对于我们人类的时代是没有意义的。”

    如果从哲学意义上来反驳，那就是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但对于小说来讲，这样写的目的在于突出一种无法摆脱的命运之网。托尔斯泰所处的时代，大概对英雄人物情有独钟，代入感太强，就不能或不敢运用自己的理性。决定历史的，其实不就是每个个体的努力，别说无关大局，起码决定了你的格局，这也是个体影响世界的真实路径。人物形象正是靠这格局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