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启蒙的顺序。“启蒙”作为近现代以来社会发展的关键词之一，一直引人关注。但关于启蒙的研究，无论是从器物到思想，还是从“精英启蒙大众”到“大众启蒙精英”，均未涉及更广泛的层面，未从社会整体进行观照。从社会整体层面考量“启蒙”，中国古代思想能给予我们很多启发。《六韬·武韬》：“心以启智，智以启财，财以启众，众以启贤，贤之有启，以王天下。”

《六韬》作为先秦军事思想集大成之作，也是道家著作，主要被运用于战争。道家作为中国本土精神资源，其价值功用还远远没有被发掘。将道家思想仅仅纳入宗教层面进行考察，会失去很多精彩。康德的那句：“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是当年启蒙运动的口号，但“勇气”有时并不是自然具备，或者久被压抑，这个时候如果用恰当的方法加以培育和疏导，一定可以让生命绽放绚丽的光彩。

《六韬》里的这句话中包含的逻辑是：心→智→财→众→贤。“心”在这里与孔子所谓的“仁”相当，仁者必智。但因处于战国纷争年月，此“心”又有不少功利色彩。智者生财，此“智”是管子之智，此“财”是能够让“众”分享的财，此“众”是广大民众，“贤”也不是后世所谓的“精英”，而是有担当有能力的人们。这样的解释与《六韬》作者的原意或许不同，但也应是“启蒙”的题中应有之义。

【2】祝枝山之才。《唐伯虎点秋香》里的祝枝山真是搞笑，假冒唐伯虎骗了真石榴，让真秋香差点错过书生夺命剑与霸王枪的角逐。现实中的祝枝山，明朝吴中四子之一的祝枝山，在感情生活中同样是嬉笑离谱。但是，祝枝山之才还是相当了得的，在书法、诗歌等方面不让唐寅，这也是有公论的。这一次我们讲的就是祝枝山的诗歌。先来一首看看。

《春夜怀郑明府》：“传旧诗筒两度过，河源夫子近如何。甘棠昼永迷青野，芳树春深露绿波。两地颇同多枳棘，九州何处问弦歌。唯应知己情难舍，早晚疏踪入薜萝。”这首写得综合，将其一生遭遇诉说，“昼永”一词直让人想到袁枚在《随园诗话》里记录的那句“一院有花春昼永”，当然，意思不同，却也在深处呼应。弦歌不易，知己难舍，此情此意，岁月斟酌。

要说知己，唐伯虎绝对是祝枝山的知己。唐寅归隐道山时，祝枝山有《哭子畏》：“天道难公也不私，茫茫聚散底须知。水衡于此都无准，月鉴由来最易亏。不泯人间聊墨草，化生何处产灵芝。知君含笑归兜率，只为斯文世事悲。”有此知己，不会寂寞。但在面对历史人生，祝枝山也有其感慨，试读《秋夜不寐》：“官街彻夜鼓声悲，万古浑无至静期。百事生来酒醒处，七情伤向梦回时。红颜交代将人误，青史升沉与世移。独起挑灯映窗坐，秋光月色共参差。”升沉有时，月色如初，谁映照谁，颇费思量。

多少人生触动，都有此《感》：“未把芳菲重世尘，高松柔茑是何因。人间无事无缘契，一语轻轻最感人。”有缘契合，淡泊为真，也是一种境界。淡泊不是枯槁，而是另一种生动，如《新春日》：“拂旦梅花发一枝，融融春气到茅茨。有花有酒有吟咏，便是书生富贵时。”那壁厢，唐伯虎在《桃花庵歌》吟咏道：“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真是一对好朋友。

【3】胜败的态度。《商君书·战法第十》：“王者之兵，胜而不骄，败而不怨。胜而不骄者，术明也。败而不怨者，知所失也。”这就比单纯地就胜负论胜负合理。战术高明，全局尽在掌控，不需要骄傲，没有骄傲的对象；知道不利，缺点已经了然，再抱怨又何必，能完善的就抓紧时间完善，无法补救的就翻过这一页。

回到战法，这一章开篇即言：“凡战法，必本于政胜，则其民不争，不争则无以私意，以上为意。故王者之政，使民怯于邑斗，而勇于寇战。”从这段话就可明显看出，为什么后世将《商君书》和《韩非子》并列，法家对道家的新绎是静中取动。至静不静，真空非空。自有规则能量贯穿其中。政胜，民众自然全力守护家园，为公就水到渠成。团结一致，则外敌不侵；顺势发展，则内蕴广布。这大概也是《商君书》所含的意思。

【4】居室赋形。谭元春《瓶梅》：“入瓶过十日，愁落幸开迟。不借春风发，全无夜雨欺。香来清静里，韵在寂寥时。绝胜山中树，游人或未知。”谭元春与钟惺共创“竟陵派”，其论文重视性灵，反对摹古，但对古人也非全部排斥，而是“专其力壹其思，以达于古人，觉古人亦有炯炯双眸，从纸上还瞩人”，这就比较辩证。

不过他所取于古人的，只是“幽情单绪”和“孤行静寄”，大多从湖光、花草着眼，以“孤怀”与“孤意”落墨，形成了幽深孤峭的风格，甚至流于僻奥冷涩。这既与他所处的时代有关——当时正是晚明风雨飘摇时，也与其自身的遭遇有关——科场蹭蹬外加知交零落，这些一起形成他的孤寂心绪。这孤寂并不是有意形单影只，而是由时代和生活形塑，进而内化为别致的一番天地。未必胜过山中树，但那清静里的香，寂寥中的韵，实在经得起回味。

冯至先生的《十四行集》的最后一首是《从一片泛滥无形的水里》，第一节有句：“从一片泛滥无形的水里，/取水人取来椭圆的一瓶，/这点水就得到一个定形。”冯至的这首诗将自己的天地与身外的世界联结，这种联结并不是随意牵系，而是用动人的情意统摄自然的意象，从而赋予静寂以生机。这种生机是自在的，笼罩于自身的节奏中。

【5】文章的中国味。文章是有味道的，不同的国家、民族因为语言、思维习惯不同，从而具有了各自特有的风味。中国的文章自是中华民族的味道。这味道即使经过数千年，即使经过欧风美雨的涤荡，依然保有其淳厚利落的质地。

张中行在《作文杂谈》里有一篇《读什么》，其中有一段说道：“多读本国作品好；读翻译作品，最好选文字格调接近汉语的。理由很简单，我们作文，语句要是中国味，不是外国味。”这就让人想到鲁迅在1925年2月21日《京报副刊》上发表的《青年必读书》中提到的：“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1925年的中国，已处悬崖边缘，沉疴遍布，不除不立。张中行的《作文杂谈》发表于1984年，新时期大幕已启，正是恢复创立之时，古典文化对于新时期文化来说是历久弥新的成分。

张中行自然熟稔鲁迅，不会对鲁迅的告诫陌生，但真正的继承是辩证地对待。也是在《作文杂谈》里，张中行还有一篇《精与博》，其中提到精读的两种方法，第一种是“由喜读而重复、由重复而纯熟的过程”，《史记·项羽本纪》篇末的“太史公曰”即是好例，“虽然讲不清是什么原因，总觉得文章气味高妙”，然后不断去读，终于达到理想效果。第二种是“由理解而感情渗入”，这时他举的例子即是鲁迅的《呐喊·自序》中那段深刻而沉重的话，“以后，偶尔也有寂寞甚至幻灭的悲伤，就找出这篇文章，一面沉思一面吟咏地念一两遍，这时候，心情完全渗入文字的意境中，觉得理解和收获比初读的时候多多了。”文章的中国味，或许可以从这里找到一些线索。

【6】无名氏的五言诗。《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很可能是汉末没落的贵族。以这些诗的水准来看，绝非泛泛之辈，就像《菜根谭》的作者；而从这些诗所涉及的题材而论，又是在一定生活基础之上，至少曾经经历过富足的生活，就像曹雪芹。但其不署名，有几个原因。一，情感太过直白，与身份不符。二，与诗贵含蓄的传统不符。汉时的古诗多为含蓄悠远，如此炙热近切的表达，在当时还太新潮。

诗以无名，如天地之始、自然之初，人性这时也禀赋自然，不加修饰与遮掩。五言诗这时正处于草创时期，诗由四言至五言，正轰轰烈烈地过渡，字数的转变同时带来结构的转变，结构的递转直接化成意蕴的深回。转变初期技巧还不完备，纯以情胜，此情不是滥情，而是健康、热烈的，是蓬勃、隽永的。不达富贵，诸般物事难以尽知；不经没落，情怀坎坷无由申发。这些诗人或许宁可没有这些感触，而继续悠游地生活，但既然已经至此，那就非得说出不可，如此方能化解胸中块垒，舒畅地继续生活。

【7】法家的古意。在外儒内法与企业管理之外，法家的思想似乎并没有更深入的阐发，大多囿于功利性的运用，而对其思想本源的丰富性关注不够。先秦轴心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诸子百家的理论均不是各执一端，而是互通有无、相辅相成。

《韩非子·安危》：“安危在是非，不在于强弱；存亡在虚实，不在于众寡。”这就相当仁义了，孔子如果看了估计也得感动。不仅是仁义，其深层更含公正，“是非”、“虚实”乃万古恒存之理，也是照古察今的衡鉴。安危存亡虽然有时被一些偶然性因素晃动，但从长远来看，是非必然有公正的审判，虚实早晚有分明的一天。

《安危》一章的结尾是：“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故临之而法，去之而思。尧无胶漆之约于当世而道行，舜无置锥之地于后世而德结。能立道于往古，而垂德于万世者之谓明主。”“法”与“心”，在这里有着重要的联结，这也是外儒内法的核心理念之一。

【8】十万丈不如三千尺。在中国传统的长度单位中，1丈等于10尺。但在诗歌中，长度所具有的效果就应视具体情况而论。元末明初作家杨维桢《庐山瀑布谣》：“银河忽如瓠子决，泻诸五老之峰前。我疑天仙织素练，素练脱轴垂青天。便欲手把并州剪，剪取一幅玻璃烟。相逢云石子，有似捉月仙。酒喉无耐夜渴甚，骑鲸吸海枯桑田。居然化作十万丈，玉虹倒挂清泠渊。”诗前有题记：“甲申秋八月十六夜，予梦与酸窄仙客游庐山，各赋诗。酸斋赋《彭郎词》，余赋《瀑布谣》。”

贯云石的《彭郎词》写得风趣幽默，早为人知。杨维桢门人吴复看了《庐山瀑布谣》后，不禁拍案叫绝：“酸斋（贯云石）之词，滑稽谑浪，固风流才仙；而先生之谣，雄伟俊逸，真天仙也。”门人也是醉了。要说天仙，怎能忽略太白，况且诗仙也有《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虽然只有四句，但也可从中看出诗仙之所以成为诗仙的理由。

原因就在于，“三千尺”与“落九天”之间形成的张力。杨维桢才力不如李白，这个不需多论，即使从技巧看，李白也更高一筹，技巧之中也体现着视野胸襟。这视野胸襟又是受时代风气陶染而成。唐代的风华所造就的亲切动人和飞天想象，只有同样璀璨的时代才能酝酿。杨维桢的庐山想象完全是在梦中，李白的庐山印象则是现实与梦境的辉映。有现实，梦想才有支撑；有梦想，现实才有希望。游弋在现实与梦境之间，别有一片洞天。

【9】希腊文化中的四位一体。《世界艺术三百题》，陈朗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31篇讲的是“古希腊建筑的主要成就有哪些？”古希腊人在建筑中“天才地将人、自然与诸神合成一个令人惊心动魄的整体，而又不失去其社会性的功能。”人、自然、诸神和社会，在希腊文化中有机地关联起来，从而形成一幅自然协和的景致。

“从建筑艺术同当时的时代精神的关系而言，希腊建筑充分体现了人文主义、理性主义和理想主义。希腊建筑由于把人类对空间的体验人格化，使它们并不是以过分庞杂、雄伟的风格使人类心灵无法充分地把握它。相反，它给予人的印象既简朴又明晰。正是希腊人通过建筑赋予了混乱状态中的空间以秩序，使无限空间为人类理性所把握和规范，才使人文主义在这方面得以充分体现。”如果说“永恒在刹那间珍藏”表示的是时间中的无限有限关系，那么古希腊庙宇同样生动地展示了空间中的永恒在建筑中珍藏的例证。时空中均存在着有限与无限的完美辩证，关键是看有无发现的眼睛。

“希腊的庙宇即是他们从为一个理想化人物建造住所这一角度出发去设计它的各部分之间的比例。通过对各种线条、中面和堆块之间逻辑关系的精心组构，希腊庙宇等建筑取得了永恒性和坚固性的伟大成就，人们通过这些成就，可以看到一个在理性的、美的和道德的氛围中的人类居住空间。”沈从文希望在文学中构筑一个“希腊小庙”，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何止在文学中，其他领域也可以有这样的存在。世界顶尖级建筑当然不止希腊庙宇，也不必尽如希腊庙宇，这也是不需多言的。这本书相当不错，特此推荐。

【10】静以藏往，动以知来。章太炎《訄书》附有一篇《中国通史略例》，其中许多见解值得注意。“西方作史，多分时代；中国则惟书志为贵，分析事类，不以时代封画：二者亦互为经纬也。彪蒙之用，斯在扬榷大端，令知古今进化之轨而已。故分时者适于学校教科；至乃研精条列，各为科目，使一事之文野，一物之进退，皆可以比较得之，此分类者为成学讨论作也。”这段话对东西方学术的评价还是非常公允的。

“西方言社会学者，有静社会学、动社会学二种。静以藏往，动以知来。通史亦然，有典则人文略备，推迹古近，足以藏往矣；若其振厉士气，令人观感，不能无待纪传”，又“史职所重，不在褒讥，苟以知来为职志，则如是足也。”动静之间，已见历史的大端，当然，还需要具体的著述加以诠释证明。

    更公允的还有这些：“今日治史，不专赖域中典籍。凡皇古异闻，种界实迹，见于洪积石层，足以补旧史所不逮者，外人言此间事，时一二称道之，虽谓之古史，无过也。亦有草昧初启，东西同状，文化既进，黄白殊形，必将比较同异，然后优劣自明，原委始见，是虽希腊、罗马、印度、西膜诸史，不得谓无与域中矣。若夫心理、社会、宗教各论，发明天则，烝人所同，于作史尤为要领。道家者流，出于史官，庄周、韩非，其非古之良史邪！”这等胸怀，怎不令人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