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聊斋入戏。刘紫薇《巴黎观众都被聊斋剧感动了》：“法国人向来是热爱戏剧的，这从巴黎数不胜数的剧场就看得出来。他们不但绝对忠诚于自己的莫里哀和雨果，也同样钟情于来自各种文化的戏剧作品……这一版《水生》将《王六郎》的故事提炼到了最简，没有形式大于内容的嫌疑，美得很单纯。也许因为法国是印象派诞生的地方，这里的人们对水墨晕染式的叙述有着某种难以言喻的共鸣。空荡荡的舞台，区区几个物件，没有一句话且远隔一道文化的鸿沟，他们依然理解了，感动了。”中国的戏剧同样有这样的效果。留白的妙处。戏剧如何将传统与现代联结，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对传统的挖掘还远远不够，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无论是角度还是思路。

【2】兴趣加功夫。郭宏安《露钞雪纂，可补三箧之无——从钱锺书<外文笔记>谈起》：“当下，这种纯粹为了好奇和乐趣而读书的学者可谓寥若晨星，他们被学术之外的事情压得喘不过气来，或者被诱惑得忘乎所以，真应该看看钱锺书先生的《外文笔记》，那飘逸飞动、遒劲有力的书法真真是愉悦的心情的自然流露，无论是在饱蠹楼里，还是在家里的书桌上。正如在干校，杨绛问他能否在那里住一辈子，他说能，但是没有书。哪里有书，钱锺书先生就会安之若素。书是他的生命，所以他能从上世纪30年代直到90年代60多年不间断地记笔记，单是外文笔记就达200多本、35000多页，装在铁箱、木箱、纸箱、麻袋、甚至枕套里。”这种功夫，真不是一般学者所能达到的，学问的深湛灵动，真不是随意得来的。

【3】作为视觉语言的汉字。汤因比《历史研究》第35章《语言文字》论述道：“在中华世界，秦始皇用一种特有的激烈方式解决语言问题。这位中华大一统国家的开创者把自己发祥地秦国的官方汉字字体规定为唯一通用的文字，从而成功遏制住战国群雄各自发展本地文字的倾向（那些地方性文字外人只能看懂一部分）。因为汉字是表意文字，不是拼音文字，秦始皇的功绩就是使中华社会有了统一的视觉语言。哪怕口头语言分裂成相互听不懂的方言，但这种统一的文字使士大夫阶层有了一个共同的交流手段。但是，如果中华世界没有其他既有助于文字统一、也有助于口语统一的因素起作用，这种‘书同文’也不能使中华世界摆脱各种语言不能沟通的悲惨局面。”这当然也获益于“汉朝后继者建立了有效的文官政府”，同时亦与汉字的六义有关。

【4】能否归因于儒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自朱熹批注的儒家经典成为文职人员考试的根据以后，这一新儒学构成了帝国官方的正统观念，并一直延续到19世纪后期。其结果是通过对社会存在的学术推理，使不断增长的社会僵化得到加强。这从根本上有利于独特而历史久远的中国文明的延续，但其代价却是形成了一种与外界所有的独创性和新观念相反的、显得有些荒谬可笑的循规守旧。”是动态循环，进展较慢，而绝不是僵化。而且儒家只是后世以实用观念从诸子百家中选出的，这种学说早先并不系统，不像道家、法家、墨家那样。或许正是因为不系统，才有那么多可供阐释（或者是“发挥”）的空间。一种学说而已，利用学说的人，才是真正的原因。

【5】道教佛教不神秘。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佛教不仅是一种宗教，它还是一种哲学，即佛学。道教尽管在宗教上和佛教针锋相对，但在哲学上，却和佛学结成了同盟。道教没有佛教那样强烈的出世精神，但是它们在宗教神秘主义这一点上却有相似之处。道家称‘道无名’，佛家也认为‘真如’或终极的真实是‘不可说’的，它既不是‘一’，又不是‘多’；既不是‘非一’，又不是‘非多’。这种名词术语正如中国汉语所说，是‘想入非非’。”这“非非”即是否定之否定。道教的出世精神绝不亚于佛教，佛教是来世出世，道教是此生永久。道教和佛教的缘起以及最终旨归，都和神秘主义无涉。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之所以想永驻此间，正是看重这里的尘世美好，这样的尘世又与俗尘无关；饥来吃饭倦来眠，因果本是如此自然顺承，未知生焉知死，怎能让几个名词纠结，凋落的叶子，是放下的自在。

【6】北诗南赋。《游国恩中国文学史讲义》：“我国三千年来之文学，南北二派而已。南北二派之文学，诗赋而已。诗之祖为诗经之四言诗，一变而为汉魏六朝之五言，再变而为唐之七言，三变而为宋人之词，四变而为元人之曲，五变而为现代之语体诗，此一系统也。赋之祖为骚体之楚辞，一变而为汉赋，再变而为六朝之俳赋及骈俪文，三变而为唐宋之律赋及四六，四变而为明清之八比，此又一系统也。然两派虽对峙，而楚辞实受诗经之影响，惟荀卿之辞赋则又沟通南北而中绝者也。后世小说发达，上溯高曾，抑亦辞赋戏曲之裔欤？”如此看来，小说竟有诗赋之直系渊源，但诗赋亦自是诗赋，平行存在，各抒其感。

【7】质朴练达的佛教史。没有对佛教经典深入的研读，是不可能有如此清晰坚定的阐述的，读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佛教史》，就可以看出。第一卷第301页：“‘禅定’是佛教的一种宗教修养活动，它不同于一般的哲学上的范畴。在佛教那里，‘禅’被列为‘三学’之一，‘止观双修’被视为宗教修行的基本功。发展到唐代，还出现了以‘禅’命名的宗派——‘禅宗’，不论在佛教哲学、宗教实践方面，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据后来的《俱舍论》、《瑜伽师地论》等佛典的解释，习禅目的大体有四个方面：一为得现法乐住，二为得知见，三为得分别慧，四为得漏尽……在中国佛教史上，通常把‘禅’与‘定’并称。其实，‘禅’是梵文‘禅那’（Dhyāna）的略称，意译为‘静虑’、‘思维修’，只是各种‘定’中的一种。作为‘定’的基础词的叫‘三摩地’（Samàdhi），亦译为‘三昧’，意译为‘等持’。‘禅那’是‘等持’中的特称，本来是印度各种教派普遍修习的一种，在佛教哲学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俱舍论》说：‘诸等持内，唯此（静虑）摄支止观均行，最能审虑。’又说：‘一切功德，多依静虑’。这就是说，佛教的一切内心修习，几乎都离不开这种‘静虑’”。

【8】如果只准喜欢一位作家。吴鲁芹在《英美十六家》中描写了对这些作家进行的采访，其中大多为英美名家，而“如果只准谈一位当代我所喜欢的作家，伊·碧·怀特之外，实在不作第二人想。”之所以这样，“因为，拿今天美国的散文大家来说，怀老无疑地是鲁殿灵光。”看语言学习经历，“从公立第二学校初中毕业之后，怀特就进了维农山镇上的高级中学。他很喜欢拉丁文，但是没有机会学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等等现在美国中学里普遍都教的外国语文。所以一辈子只能运用一种语文，引为憾事。”吴先生认为批评家Stanley Edgay Hyman有几句很中肯，“他说怀特氏笔触轻灵，毫不着力，但是给人的感受很重，因为他说话时对自己充满了信心。海曼又指出怀特的耳朵好，对每一个字的声音都非常敏感，因此字的清脆沉浊，一任他摆布，似乎并不费力，就妥妥帖帖。”“在英国文学史有过辉煌历史，而且名家辈出的那种亲切的、个人的、沉思的散文，在美国几乎要绝迹了，怀特是唯一的例外，他还能和当年的英国的Joseph Addison，Richard Steele，Charles Lamb一样，凭洗练的文字，清晰的思想，抓住读者，他能把短短的评论文字提高到成为一种艺术形式。至于思想，他更是不俯仰随人。”

【9】古代世界三大逻辑传统。刘培育先生在第三次全国因明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辞：“因明肇源于古印度，它同古希腊逻辑学、中国先秦名辩学合称为古代世界三大逻辑传统，在世界逻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明与中国这块神奇的土地有着极为特殊的因缘。公元4——5世纪以来，印度因明随着佛教东渐，先后传入我国内地和藏区，中国不仅保存了极为丰富的印度因明原典（许多因明原典在印度已失传），而且中国学者和高僧在消化印度因明的基础之上，逐渐形成了汉传因明和藏传因明，中国成为因明的第二故乡。”巫寿康先生《<因明正理门论>研究》第一章第六节：“因明史由三种因明学说组成，先后顺序如下：古因明学说，陈那因明学说，法称因明学说。古因明学说是或然性推理，陈那因明学说是带有归纳成分的必然性推理，法称因明学说是纯粹的必然性推理。因明史反映了从或然性推理向必然性推理发展的过程。”从或然性到必然性，并不是非此即彼的过程，即使科技明确改变了生活，测不准原理依然在各个领域自然地存在。

【10】语言之心。D·C·霍埃《批评的循环》，兰金仁译，辽宁人民出版社。第一章第三节《含义与意识》中有句：“语言并不是所经验到的一个现象。由于它意指了特殊现象所出现于其中的心境，所以它有着与诸如意识和经验这样的见解同样的逻辑特征。语言使得像意图之类的东西成为可能，而不是使之不可能。另一方面，‘语言’又不是一种非具体化了的现象；它仅在特殊的情境中表现其自身。当某人谈到语言时，他谈的是运用；而大致地说来，运用又妨碍了意识看法的进入……语言见解的逻辑特征和意想的世间对象的逻辑特征不同。可以说语言的出现与世界的出现是同时的。当然，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语言只是世界的一部分。这两种意义必须加以区分。那种认为语言从实际人的‘意识’所引进符号的生命中获取其含义的概念把语言的这两种看法搞混淆了。经验的主张与说法的主张相互混淆，而使前者成了外部的。”以逻辑作为支撑和脉络的特殊现象，表象世界和思维语言的契合，语法符号与经验内容的牵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