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风雨飘摇之际，不少身处朝廷中枢的大臣们，也在尽力撑持局面。颓势已不可逆转，但他们仍能在可能的范围内进行调整，这种努力虽然最终未达到预期，却为后来者提供可贵的经验和参照。其中，张之洞是非常特殊的一位，他对当时社会的理解全面而深湛，这又集中体现在其进呈给光绪帝的《劝学篇》中——作为“洋务运动”行动纲领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是出自这里。这部书获得光绪帝、慈禧太后的一致称赏，影响波及欧美。1900年，纽约出版了乌特勒来基的译本，译者将其名为《中国唯一之希望》。什么样的内容，使其具有这样的影响？

                           

    要了解《劝学篇》，不得不先了解其作者及创作环境，《孟子·万章下》所谓：“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让我们先从晚清“四大名臣”的一生起止时间看起：曾国藩（ 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张之洞（1837年9月12日—1909年10月4日）。1811年，即清嘉庆十六年，像所有其他年份一样，是普通的一年，又是特殊的一年。这一年有两件事关涉时局：一，嘉庆帝训谕八旗子弟，再去赌博，后果很严重；二，严禁西洋人潜往内地，除了广东与外商往来贸易，其他各省均严禁与其交接，京城只保留7名西洋人，“因他们熟习算法，可以推步天文，备钦天监职官先用”，且不许他们与国人接触。戒赌收效甚微，乾隆的闭关锁国政策则被彻底地实行。不主动进步，就要被动挨打，清政府不久就在与西洋人的激烈“接触”中明白了这个道理。洋务运动虽然是器物层面的，但有识之士亦从欧风美雨中认识到深层变革的迫切。

                  

    “四大名臣”均参与发起或领导了洋务运动，相同点在于都是以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为目的，不同之处是“洋务”的内涵随着时局的递转，在不断丰富和拓展。从引进坚船利炮、开展工业运动，到成立外交机构、派遣留学生，再到甲午海战、洋务运动的破产，结果并不能否定进程的合理，努力中一定蕴含着生机。张之洞是四人之中仕途最顺的，同时也是看着清朝走向最后一站的人。能被列为“中兴四大名臣”，绝不仅仅在于其地位，更主要的是其所具有的执行力和预见力。如果说曾国藩在参与发起洋务运动时，对当时沿袭已久的体制仍怀有充分自信，那么到李鸿章那里，当其与外国人来往，尤其是在甲午海战后在条约上签字的那一刻，他心中所想的，已不仅仅是条约对中国的直接危害，以李中堂的视野与敏锐，一定可以预感到变革的大势。而到了张之洞那里，这种意识就更加自觉，更为系统，《劝学篇》就是这种意识结出的硕果，“中体西用”则是这颗硕果的最主要特征。在这部书中，张之洞用“内篇”作为方向引领，用“外篇”阐释具体环节，正如自序中所言：“《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

“中体西用”的思想肇始于冯桂芬，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即有“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但还比较笼统，张之洞进一步发挥，在内涵与外延方面加以深化和广延，从而成为深刻影响后世的概念。“中体”是指“旧学”，“西用”是指“新学”，《外篇·设学第三》给出了具体的界定：“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学”是此书的核心，《劝学篇》的序言中即明确指出：“窃惟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是理解这部书的关键。向谁学，学什么，怎么学是其中包含的三个问题。而要解析这个问题，必须与当日的时局相系，“救时”已是晚清朝野上下所共同关切的问题，《劝学篇》对此有着非常自觉的认识，并有具体策略呼应。

《外篇·变科举第八》：“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变科举始”，而这种改革早有先例：“欧公之欲以策论救诗赋，犹今之欲以中、西经济救时文也。”这部书里的“经济”有其特殊含义，具体又分“中学经济”和“西学经济”。新的考试制度分为三场，第一场就是“中学经济”，考试内容是“中国史事、本朝政治论五道”，这一场被录取的，才能参加第二场“西学经济”的考试，“西学经济”的考试范围是“以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文艺。政如各国地理、官制、学校、财赋、兵制、商务类等，艺如格致、制造、声、光、化、电等类”。同样，第二场通过的，才能参加第三场考试，第三场考的是“四书文两篇，五经文一篇。”三场都考得好的，才能最后上榜。

按照现在的高考方式，以上大致可对应为：第一场考历史和时评（这个好像得专门再开课去学）；第二场考大综合（除了政史地、理化生外，还有官制、经济、商务、军事、哲学、制造等，可谓超级大综合！但根据大综合考试规律，科目越多，难度系数一般越小，所以这一场知识面广的同学更易取胜）；第三场考作文三篇（从指定的教材中出题，只能写议论文，其他文体均按跑题算）。一场合格了才能考下一场，最后按总成绩录取。这也真够难的了！虽然改进了不少，但课业负担一点也没减轻。

对于这种考试的合理性，张之洞给出的解释是：“大抵首场先取博学，二场于博学中求通才，三场于通才中求纯正。先博后约，先粗后精，既无迂暗庸陋之才，亦无偏驳狂妄之弊。三场各有取义，较之偏重首场，所得多矣。”对于其可行性，张之洞也有根据：“分场发榜，下第者先归，二三场卷数愈少，校阅亦易，寒士无久羁之苦，誊录无卷多谬误之弊，主司无竭蹶草率之虞。一举三善，人才必多。而著重尤在末场，犹之府县试皆凭末覆以定去取，不愈见四书五经之尊哉？”出发点是好的，尤其是能考虑到广大考生的不易。对于已经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也要考试，且“凡考试文艺小楷之事，断断必宜停免，惟当考其职业，以为进退，则已仕之人才，不致以雕虫小技困之于老死矣。”张之洞探花出身，能有此言，足见其果敢与识见。

但从外部来讲，周边列强实在只想让当时的中国成为“规规矩矩”的原材料供应地和廉价劳动力来源，因此不会给予支持，说白了，这不符合他们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从内部来说，当时觉醒的人们已经不会再给清廷这种机会了，新的时代已然到来。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之所以重视这部书，最重要的原因是其能在既有的轨道上升级动力装置，试读《内篇·同心第一》那句：“今日时局，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这就为整部书定了基调。全书分内篇和外篇，对应于内心和行动。内心方面来说，皇家的权威不可触碰，为之服务的官员和百姓只有在具体方法层面具有变革的权力。

对于官员的作用，《内篇·守约第八》有着清醒的认识：“官为国与民之枢纽，官不治则国民交受其害。此为《周礼》一经专有之义，故汉名《周官经》，唐名《周官礼》”。《知类第四》中，张之洞又引用了《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中的一段话：“君子贵其身而后能及人，是以有礼。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贱其宗，是贱其身也，能有礼乎？无礼必亡。”这也正是《礼记》中“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要求，对当时的社会全体成员都进行了引导。如果在学习的过程中遇到了障碍困惑，也有办法，《内篇·宗经第五》：“窃惟诸经之义，其有迂曲难通、分歧莫定者，当以《论语》、《孟子》折衷之。”修身的学问，须向孔孟之路上寻。

外国人看重此书，正是着眼于这种变法改革的内涵，这其中既有方法论意义上的，如《内篇》中的《循序第七》，阐释先中学后西学的顺序，固本溯源，方可根深叶茂；《守约第八》则强调先博后约的学习方式。亦有具体应用层面的，这在《外篇》中有非常全面而深入的介绍，从游学、设立译书局、阅报、农工商学、兵学、矿学、铁路等方面详加阐述，并力求其会通。这其中，《非弭兵第十四》需要特别提及。针对当时有言论认为应该学别的一些国家削减军费开支，甚至不设军队，张之洞言辞恳切予以反驳，并列出这些国家所面临的困境和危险局面，进而讲道：“我果有兵，弱国惧我，强国亲我，一动与欧则欧胜，与亚则亚胜，如是，则耀之可也，弭之亦可也，权在我也。我无兵而望人之弭之，不重为万国笑乎？”乌特勒来基之所以将《劝学篇》译为《中国唯一之希望》，正是从其中看到了东方雄狮的觉醒和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