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范蠡

 范蠡看似是个非常奇怪的人，他身为楚国人，跑到弱小的越国。他在楚国固然不甚得意，初到越国时也并没有得到越王勾践的赏识。他明知道越王勾践“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却还愿意与越王勾践共患难，甚至愿意同勾践夫妇一起给吴王夫差做三年奴仆，也不愿意与他共乐。我想这可能是为报文种的知遇之恩吧。从范蠡逃离越国后给文种的信可以看出，他不劝别人离开越王勾践，而单劝文种，就是想报文种对自己的知遇之恩，希望文种能得善终。

范蠡虽然愿意为越王勾践去做吴王夫差的奴仆，但范蠡不是愚忠之人，当越王勾践灭了吴国，成为霸主之后，范蠡已经报了文种的知遇之恩，他了无牵挂，自然就应该离开了。范蠡决定了抛弃荣华富贵，同时也就抛弃杀身之祸。由此看来，范蠡此举大有侠义之风。这样一来，就可以解释范蠡为什么会在苦尽甘来时，做出让人惊诧的举动了：范蠡——侠之大者！

范蠡为了能救文种一命，还把帝王的丑恶嘴脸揭露了出来，他在给文种的信中说：“（越王勾践）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 这固然是为了救文种而提醒文种，也可见范蠡并未忠诚于越王勾践过。唐韩愈说：“为人谋而不忠者，范蠡其近之矣。”说的可能就是这么一回事。

在中国对帝王的相貌、人品就不能妄议。妄议之后，不但越王勾践不高兴，连以后的很多帝王都不高兴。

帝王们理想中的臣子就应该是良弓、就应该是走狗，应该在需要的时候为帝王效力，在不需要的时候任由帝王处置，而绝不该有自己的思想。范蠡不但有自己的思想，而且还能了解帝王的思想，因此，对一些帝王将相来说，“为人谋而不忠”的范蠡就是个搅屎棍。所以在唐德宗之前，几乎没有帝王喜欢范蠡。宋理学家林亦之说：“范蠡之去似可全身，然卒使后世君臣猜忌百出，无一日相安者，其患自范蠡始也。” 这范蠡出走，明明是勾践的问题，林亦之之流偏偏昧着良心把它说成是范蠡的问题。由此可见，“砖家”自古有之。我一直瞧不起理学家，他们不但强奸民意，还篡改了孔孟思想的主旨，把儒家带向了普通群众的对立面，给后世的反孔反儒提供了大量的口实。理学家们不仅把儒家学说带向了普通群众的对立面，给他们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很大的麻烦，而且还成功地用理学降低了大宋的武力值，把强宋变成了弱宋，让宋朝变成了一个任异族宰割的肥羊，最终差点儿让华夏文化步了其他几个文明古国的后尘。

在越王勾践看来，范蠡远比文种对自己的统治威胁大，而且范蠡还不像文种那样听自己的话。所以，成为霸主之后的越王勾践首先想解决范蠡。越王勾践对范蠡说：“我要把国家分一半给你，不然就杀只能了你。（孤将与子分国而有之。不然，将加诛于子。）”范蠡曰：“国君可以执行你的命令，我只想遵循自己的意趣（君行令，臣行意）。”范蠡不可能傻乎乎地相信越王勾践会把国家分一半给自己，不想死的话，就只能逃离越国了。好在那时的天下并非是越王勾践一个人的，如果把越王勾践换做始皇帝，那虽然天下之大，也无范蠡容身之处。

范蠡也是历史上少有的能正确认识自己长处和短处的人。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放回国后，想让范蠡主持国政，范蠡说：“兵甲之事，种不如蠡；填抚国家，亲附百姓，蠡不如种。”范蠡本就是个行迹放荡之人，怎么可能静下心去处理各种杂务呢？虽然说自己在主持国政方面不如文种，但也提出了许多治国理政的方针，比如范蠡建议勾践劝农桑，务积谷，不乱民功，不逆天时。先抓经济，继而亲民，稳定社会。施民所善，去民所恶。协调内部关系，内亲群臣，下义百姓等。

 范蠡和历史上的许多风云人物相比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历代帝王都尊崇姜尚，对比两人一生，姜尚和范蠡没法比。两人都有辅佐之功，但姜尚若是不投靠周文王，连个媳妇都养不起。而范蠡真可谓上得庙堂，下得市场，不但能经营好一个国家，也能经营好自己。儒家的经典著作《礼记•大学》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范蠡无疑都做到了。

范蠡和管仲一样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几个重视商业的政治家。当管仲和范蠡都采用了商业强国的策略。但是管仲有些不择手段，为了赚钱竟然能创造性地发明个国营妓院。对比之下，范蠡不但有商业头脑，而且能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而且还不用管仲那下作的手段。对比管仲和鲍叔牙合伙做生意，有赚有赔，还是范蠡要技高一筹。至少在修身（人品）方面，管仲无疑远不如范蠡。

参与秦始皇统一六国、制定法律、统一车轨、文字、度量衡制度、奠定中国两千多年政治制度基本格局的秦丞相李斯，对范蠡很是仰慕。有资料介绍说，李斯陪秦始皇泰山封禅，路过陶山，听说范蠡葬在此处，专程前去拜谒，并写了“忠以事君、智以保身，千载而下，孰可比伦？ ”十六个字。高度概括了范蠡一生，认为范蠡是千载没人可比的智慧人物。与李斯相比，无论是“忠以事君”，还是“智以保身”，李斯都不得不甘拜下风，不得不感叹“孰可比伦”。

据说西汉“三杰”之一、丞相张良题碑范蠡说：“霸业朽，忠名在……纲常维，宇宙赖。”而张良正因为学得范蠡，才能在汉高祖刘邦斩杀功臣时得以全身。

三国的鉴人大师，评价曹操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刘劭，在《人物志》中评价范蠡说：“思通道化，策谋奇妙，是谓术家，范蠡、张良是也。”

疯子以为，范蠡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还是他的“商贾兴国”思想。宋朝时的著名改革家王安石也明显受到范蠡的影响，尤其是他的《青苗法》几乎和范蠡的国家经营方针如出一辙。王安石的改革之所以失败，而范蠡之所以成功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王安石的改革出发点只是强国，而范蠡改革的出发点除了强国外，还考虑到了富民。从这一点来看，王安石的眼界和气度是远逊于范蠡的。

范蠡提出的"农末俱利"的思想直到现在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他提出了“谷贱伤民、谷贵伤末”的问题，通过把价格调整到一定范围内而作到“农末俱利”。这样既可以促进农业发展，又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协调发展。范蠡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能考虑到商人利益的人，可能也是唯一一个能考虑到商人利益的人。

为了提高军事力量，范蠡重建国都城时，建得残缺不全，面对吴国的方向，不筑城墙。很多人认为这是迷惑夫差的，其实，范蠡这么做不单是迷惑夫差，而是自信的表现。一个真正的强国只要能进攻就行了，哪里需要什么防守呢？这一点，纵然是功超三皇五帝的秦始皇也没有能看透，而是劳民伤财去修什么万里长城，结果把大秦的万世基业都赔了进去。

观范蠡一生，年轻时孤傲，佯狂谑世，报文种之遇而入世，一战成名但不为名奴，三聚万金而不为利役，是几千年不遇的一个玲珑通透之人。

范蠡“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的做法固然受到后世的推崇，但真正能看得破，打得开的却寥寥无几。

如果让帝王将相来书写的话，范蠡肯定是个反面人物的典型。好在历史并不是都由帝王将相来书写的。普通的中国人太推崇范蠡了，不仅把“财神”和“商祖”的称号送给了范蠡，还在传说中把西施也送给了范蠡。在中国人的头脑中，自古红颜多祸水，但在普通中国人的心中，也许只有在范蠡那里红颜才不会成为祸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