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用“扶不起”的逻辑解释老外摔倒
　　文/张剑
　　上海地铁2号线上一老外乘客在座位上晕倒，周围乘客无一相助竟仓皇逃窜，引起前后3节车厢乘客惊慌失措，随即蜂拥冲出车门，甚至摔倒。而地铁方又在随后的回应中说人们冲出去是由于情况突然，反应不及，当列车进站后，跑出车厢的乘客立即到站台寻求站务员帮助，站务员亦及时上车对外籍乘客进行救助。（8月20日《解放日报》、新民网）
　　
　　对这一事件的直接反映，很多人可能会联想到“扶不起”与“不敢扶”这一社会现状下的道德状态，进而通过自我观感再次得出社会风气坍塌、民众良心溃散的旧有结论。当然，如果从传统的视角和惯有经验来看，这样的结论并非没有一点道理。然而，不同条件下发生的同一事件，由于特定环境、现实状况的差异，也就不可能得出相同的结论。虽然老外晕倒和大多数国人晕倒所引发的结局都是没人扶，但我们却并不能用“道德滑坡”这一旧有结论去对这一事件单向归因。
　　
　　这并非是因为国人与外国人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差异，从而导致他们不敢接近。如果将事件中的老外置换成国内的普通民众，其结局恐怕也没有太大的差别。新近的例证是，在上月18日，因为地铁里一女乘客手机冒烟，在还没来得及弄清真相的前提下，所有乘客便都慌忙逃出。虽说两个事件不是绝对的相同，但暴露出来的问题却是惊人的相似：在交通突发事件中，如何让乘客理性面对，并作出合适的解决策略？这或许才是我们最应该思考的。
　　
　　我并不认为逃跑的乘客全都是冷漠的看客，回应中不是说还有很多民众下车去喊地铁工作人员么？再说，如果一节车厢全跑出去，诸如冷漠这样的说辞可能还有一定的生存空间，但三个车厢都这样，则说明这之中必定存在着某一细节上的致命疏忽。要知道，人们在面对突发情况而又不清楚该采取何种应对措施时，逃跑或者与大多数人的行动保持一致，便会成为他们首要的选择。勒庞在《乌合之众》中也曾有过类似的论断：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人，但是从感情及激起的行动这个角度看，群体可以比个人表现得更好或更差，这全看环境如何。
　　
　　事后的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独立的、理性思考的人，然而在群体性的突发事件中，我们的意志则可能在周遭的影响下，变得盲目而随从、甚至缺乏基本的行为教养。在跑动的地铁上，很多人都可能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而基于先前诸多恶性群体事件的影响，外国人倒地无人扶甚至三节车厢的人逃跑，就并非难以理解了。
　　
　　故而，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万不可挥舞道德的大棒对逃跑民众一顿鞭挞。真正应该思考的，乃是如何在公共领域，构建一个让群体比个人表现得更好的环境。对地铁方而言，当务之急，乃是尽可能多的给民众普及突发事件的应对策略，提升他们对地铁运行环境的信任，如果有必要，还可以在地铁车厢上配置一定数量的安全引导员，让他们在突发事件发生时对群体有一个理性的引导，以提高群体的整体应对力，这或许才是最为关键的。

8月21日《北京青年报》：http://epaper.ynet.com/html/2014-08/21/content_8081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