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广东省委向中央第八巡视组反馈意见整改情况的通报中，公布了对茂名领导干部系列违纪违法案件中涉嫌行贿买官人员159人的组织处理结果。就在前几天，为提拔为茂港区区长，副区长谭某为茂名市原市委书记送上约30万美金的贿金。此外，还有一位此前认真工作没有得到升迁，反倒通过20万的贿款得以上升的信宜镇镇长。（8月17日《京华时报》）
　　
　　官场不是商场，公权不能买卖，这本是现代社会权力运行的逻辑起点。可在茂名的官场图谱中，公权不但可以成为商品进行明码标价的买卖，甚至还异化成了一条升迁必须通过买卖的隐性规则。其最直接的危害，便是通过隐性规则的辐射半径，堵死底层向上层的正常流动通道，从而为自我的延伸制造更为适宜的生长空间，并以此达到无休无止的恶性循环。
　　
　　但要剥开这一恶性循环的初始链条，我们便不难发现，这置身买官卖官规则中的官员们，他们的得逞，其实都源于错乱而又失序的权力授予方式。
　　
　　在一些地方，处于权力末梢的一把手，往往对其属下的权力分配有着绝对的话语权。而当下的运行机制，时时又体现出“对民众负责是敷衍、对领导负责才是重点”的官场乱象，以至于一个人在官场上的命运，往往不是通过自己的努力程度、百姓的评价结论来体现，反倒是通过上级领导的“个人想法”来定夺。这个时候，只要下属明白领导的“想法”，并投其所好，一些领导便会绕过正常的升迁程序，通过各种手段完成买官者获得升迁的目的。
　　
　　这其实也是买官卖官现象得以风行的根本所在。当领导手中的权力成了最重要的资源分配权，而与之配套的监督问责机制又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时，上一级领导手中的公权便会成为个人私权，成为其敛财、敛色的重要工具。而问题的症结也恰好在这里：当一个人用行贿的方式在上级那里获得职位升迁后，他并没有反省自己的升迁方式是否符合程序，反倒是复制先前的买官手段在下属那里获得同样甚至更多的回报，而这样的人越多，买官现象便会越猖獗，权力谱系溃烂的面积也就越大。
　　
　　或许有人会问，中央组织部、中央纪委早在2008年就联合颁发了《关于深入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进一步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意见》的相关文件，在人事调动上我们也有《干部任用条例》等相关规定，为什么买官现象还如此猖獗呢？这其实并不难理解。在一个整体溃烂的官场环境中，如果处于权力末梢的人都对这些规定置若罔闻，那么其效仿者必趋之若鹭，当大家都心照不宣的形成某种默契后，很多成文的规定便会退到底线之外，取而代之的，便是领导权力下的命令话语。
　　
　　要根治这样的痼疾，加强民众监督、加大反腐力度当然是重要的一个方面。而最根本的，乃是通过制度的推进作用，来监督当下权力的授予方式。只有当权力的获得不是由某个人或某几个人协商授予时，买官现象才会失去最原始的推动链条，而由此衍生的权力积弊才会得到根本清楚。否则，在缺乏公众选择与制度监督的语境中，私密化与个人化的权力授予仍会成为买官卖官的重要根源。
　　
　　刊8月18日《成都商报》：http://cdsb.newssc.org/html/2014-08/18/content_210056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