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博客天下》第89期——专题

王辰

4月24日，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原主任谢亚龙和中国男足原领队蔚少辉在辽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庭受审。图为2007年1月在昆明海埂基地观看国家女足集训时的蔚少辉（左）和谢亚龙（右）

　　4月24日一大早,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外突然多了一些陌生面孔,从他们的行头及口音判断,大部分是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记者。
　　他们等了很久,终于等来了一个苍老的背影,但很快就从眼前消失了;他们还要等很久,以便能在法庭上再次见到这个头发已经花白的老头。
　　这是中国足坛反赌打黑运动中级别最高的一场庭审,它本应为这场历时近3年的风暴画上一个阶段性的句号,却因为一个波澜而留下了长长的尾巴。
　　这个波澜甚至使本场庭审载入了中国司法的史册—中国足协原专职副主席、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原主任谢亚龙当庭翻供,自称遭遇刑讯逼供,屈打成招。
　　走进庭审现场的谢亚龙,看起来心情不错,脸上居然挂着微笑。入场的时候,他向妹妹谢亚梅等亲属一一问好。这与杨一民等人见到亲人时的悲戚表情完全相反。
　　作为反黑风暴的主角之一,谢亚龙一上午都在忙于看各种犯罪证据。据现场旁听人回忆,谢亚龙仔细地看了每一条证据,短的几分钟,长的数十分钟。几个小时之后,他甫一开口就震惊全场—对起诉书中的12项指控,谢亚龙只认可了20%至30%。
　　在公诉人“你当初为什么会承认自己的这些犯罪事实”的询问下,谢亚龙表示,自己曾受到刑讯逼供,当初承认所有犯罪事实的原因是:为了保护妻儿,为了见律师,为了有开口说话的机会。
　　谢亚龙甚至说出了一个军队招待所和3个专案组人员的名字,其中2人还是队长。谢亚龙说,就是这些人对他实行了刑讯逼供。
　　谢亚龙的辩护律师金晓光和陈刚明显是有备而来。两位律师在庭上的陈词近4个小时,他们转达了来自谢亚龙本人的“刑讯事实”:“不让他睡觉,脱光衣服,从头到脚用凉水浇。9月份时,东北的天气已经冷了,用凉水浇肯定难受。”
　　金律师还说,他第一次会见谢亚龙的时候,后者就谈到了电警棍,“快塞到他嘴里了”。
　　庭审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辩方律师如何得到如此多的细节?
　　贾雨村、甄士隐、谢亚龙……几乎不会有人把这三个名字联系到一起。据金律师回忆,谢亚龙就是通过前两个名字,向他传递出了暗号。
　　金律师说,基于常识,在中国,当犯罪嫌疑人和律师会面时,因为有警察在场,所以犯罪嫌疑人不太可能明示自己遭受了刑讯逼供。
　　2010年7月,在辽宁省专案组监督下的一次会面中,谢亚龙问金律师是否看过《红楼梦》,“第一回合出现两个人物的名字,你回去查一查,我的案子就是这个情况”。
　　金律师回去查了一下,发现他说的是贾雨村(假语存)和甄士隐(真事隐),这才明白过来。随后他便开始着手这场庭审翻供。
　　谢亚梅把矛头直接指向了辽宁警方:“他们告诉谢亚龙,认10万就是重判,认100万就是轻判。”金律师补充说,他们多次用谢亚龙的家人来威胁他,“如不招,就不放他身患尿毒症的妻子回去……谢亚龙的儿子当时准备出国留学,机票都买了,也不能放行”。
　　谢亚梅表示,因为屈打成招,谢亚龙供出了很多无辜的人,“翻供也是为了不牵连到他们”。
　　一个简单的逻辑,如果谢亚龙真的曾被刑讯逼供,那么其他几十个涉案的足坛人士有可能遭受过同样的待遇。然而,被调查的数十位足坛人士中,为什么只有谢亚龙一人提到了刑讯逼供?
　　因为这,有网友一改往日的刻薄,称其“是条汉子”。随后,他那颇具书生意气的过往也被拿出来津津乐道。
　　虽然曾经读错字,误把“髂腰肌”当作“叉腰肌”,在中国女足和全国球迷面前丢过脸,但谢亚龙绝非文盲。恰恰相反,当年在体育总局内部,他所获得的评价是“喜欢思考,喜欢写文章,看上去更像个书生”。用现在的话说,这是一个文艺青年。
　　在谢亚龙的简历中,在爱好这一栏里,他填写的是“吟诗”。事实上,他也把这个爱好带入了工作中。
　　2007年,朱广沪率领的国家队0比3败给了乌兹别克斯坦,亚洲杯小组出局。谢亚龙在国足众将士面前,上演了慷慨激昂的一幕:他即兴吟起了吉鸿昌临刑前的诗句—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第二天,在国家队的会议上,谢亚龙又声情并茂地吟诵起杜牧的名诗《题乌江亭》—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辱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且不论亚洲杯失利和抗日、国破的关联度有多大,能够在这种场景下背诵出这样两首诗,充分证明了谢亚龙的文青气质和果决的性格。
很多人认为,结合庭审现场谢亚龙脸上的微笑,不难推断,早已决心逆袭的他,已经处于一种轻松、释然的状态。
　　从被捕到庭审,长达18月的时间里,谢亚龙一直隐忍,直到面对央视镜头他才拉开闸门、一泻千里,这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谢亚龙曾出版过一本名为《体育博弈论》的书,是少有的体育着作。在这本书中,他大谈兵法和谋略,并把博弈和《孙子兵法》相结合。“博弈论认为,博弈的参与者都是理性的,其目的是通过选择行动(或战略、策略),使自己行动的效用达到最大化;《孙子兵法》则主张‘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怒而兴军,将不可怒而致战’”。
　　因此,他知道什么时候该“选择行动”也就不足为奇了。
　　金律师是这样解释的:谢亚龙之前的认罪就是为了活命。
　　谢亚龙的前同事王奇也认为,选择在这个时刻翻供,说明谢亚龙很擅长把握博弈的时机,“他如果在收押期间就抗议‘刑讯逼供’,那这场法院开庭很难说在被捕18个月后进行,真不知要再拖多久。而谢亚龙选择的时机是在数百记者围观的开庭之日,这个‘刑讯逼供’的故事就很容易传播出去”。
　　谢亚龙逆袭庭审之后,这场反黑审判的焦点变成了对司法公正的拷问。从前虽然也有过官员被刑讯的传闻,但像谢亚龙这样集名人与高官于一身的人,居然也受此待遇,在大众的认知中,还是破天荒头一次。结果正义和程序正义孰轻孰重,也再次引发热议。
　　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对此评论说:“在一个法治社会里,如何把一个万众关注的案件办成铁案,不仅要结果过硬,还要过程过硬,因此要经受得起时间与未来的考验。从某种角度说,谢亚龙的翻供与指证,不仅不是坏事,还是好事,因为这有助于真正把案子办成符合法律经得起未来考验的铁案。在谢亚龙出庭前的一个多月,今年两会上,人大通过了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保障人权’写入《刑事诉讼法》,这是一种新的思维与司法理念的体现。犯罪嫌疑人即使人人责骂,但该有的权利必须得到保障。”
　　一片质疑的风波中,4月25日,辽宁省公安厅“中国足球假、赌、黑”专案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根本不存在谢亚龙所说的刑讯逼供问题,谢亚龙及其代理律师金晓光是在混淆视听,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如今,随着庭审结束,谢亚龙的身影也暂时远离了公众的视野。几乎所有业内人士和媒体都不看好谢亚龙翻案成功的可能性。
　　谢亚龙的前同事王奇推测说:“弄不好谢亚龙罪上加罪,翻供意味着自首情节被取消,现年57岁的谢亚龙很可能在牢里‘人活七十古来稀’了。”
　　然而,关于“谢亚龙居然也被刑讯逼供”的讨论,才刚刚开始。原因正如白岩松的一句话:“也许我们都不喜欢谢亚龙,但我们喜欢公平、公正与公开。因为这一切,比足球本身更与我们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