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藏书楼传奇（二）

私家藏书楼--海源阁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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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人民出版社

当当网： 《中国藏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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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源阁位于山东聊城万寿观街路北杨宅东跨院内，由清代著名藏书家杨以增创建于道光二十年(1840)，时与江苏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浙江钱塘丁氏八千卷楼、浙江归安陆氏丽宋楼合称清末四大藏书楼。其藏书总量为普通书3236种、善本464种，共计3700种。

杨以增，字益之，号至堂，又号东樵。乾隆五十二年(1787)生，咸丰六年(1856)卒。清道光二年(1822)进士，任贵州知县，后调贵筑，升兴义府知府；再授河南开河道；转两准盐运使，擢甘肃按察使，陕西布政使；权陕甘总督，总理粮台；转江南河道总督。其为人正直坦荡，体察民情，力排民苦。任江南河道总督，时值“海疆新用兵，府藏支绌，公涤除封靡，啬缩将事，烈风甚雨，宵寝必变，盖瘁心与力者七年”(龙启瑞《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江南河道总督杨公神道碑》)。其未上任时，河工费多次被官吏削减。杨到任后，于除夕之夜，风雪暮宿河上，其柴炭盐米自备，而不废开支一钱。官吏见状，敬重异常，遂归实费于河工。林则徐曾云“杨至堂乃圣贤门中人也”。“至堂守身如金城汤池，粟私不可攻至。与人接务，恢恢乎如河岳之无涯量”(梅曾亮《兵部侍郎江南河道总督杨公家传》)。

    杨以增之聚书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起自道光十四年(1834)，调湖北、安陆、荆州、郧阳、襄阳道后，所收典籍以普通本及精刻本为主。六年后，道光二十年(1840)，杨以增于故里建海源阁藏书楼。该楼面南背北，四间二层，檐中悬杨以增手书“海源阁”匾，旁题跋语曰：“先大夫欲立家庙未果，今于寝东先建此阁，以承祀事。取《学记》‘先河后海’语，颜曰‘海源’，盖寓追远之思，并仿鄞范氏以‘天一’名阁云。时道光二十年岁次庚子亥月中浣，以增敬书并识。”下有“杨以增印”和“至堂”阳文篆字印章两方。六年来，杨以增从事收书和建阁贮书，可见其所收之书就数量而言是极为可观的。

    第二阶段是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之后，杨以增接任林则徐陕西巡抚之职，此间其收书活动仍沿袭第一阶段，即广而少精。《楹书隅录·初编》中，所录此时期杨以增所收之书精者只有宋奉《汉书》、《晋书》、《通鉴总类》等，足见其于此阶段所收之书珍本数量较少。

    第三阶段是道光二十八年(1848)杨以增任江南河道总督之后。此间江南藏书大幅度散佚，流入市场，杨以增则近水楼台先得月，广为收集珍善之本。江标在评介杨以增此时收书时云：“吾郡黄荛圃先生所藏之书，晚年尽以归之汪阆源观察。未几，平阳书库局钥亦疏，在咸丰辛亥、壬子间，往往为聊城杨端勤公所得……《楹书隅录》之所记，千牌万蕴，悉得寓目。大约吾吴旧籍十居八九，荛翁之所藏则又八九中居七焉。”(江标《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目录跋》)此语恰当地概括了杨以增第三阶段收书情况。杨以增于此阶段收书其数量之大，版本之精善，为其以前所未有。此阶段之收藏，为海源阁成为清末北方私家藏书中心，在藏品的数量上与质量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后，使海源阁得以进一步充实的则是杨以增之子杨绍和。杨绍和，字彦介，又字勰卿。咸丰二年(1852)举人，历任内阁中书，户部候补郎中，以军功擢候补道，军机处记名；同治四年(1865)进士，改庶吉士散馆一等，授翰林院编修；再擢翰林院侍读，赏三品衔升用讲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光绪元年(1875)京察一等，晋阶通议大夫，同年卒。

    杨绍和为人笃实孝友，令同人称赞。他年轻时随父任职，深受其父影响，故秉承父嗜，一生集书。

    明善堂乃京城怡府藏书处，有楼九楹，庋架溢满。四库开馆时，诏令各地进书，惟明善堂敢违而不献。至慈禧发动宫廷政变，顾命八大臣以狂悖获罪，明善堂主载垣亦在其中。其后“宋版书籍多至数百种，皆卖于隆福寺三槐、同立诸书肆”(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此间，杨绍和在京为官，于是购得善本百余种。杨绍和此次购书，是继杨以增购入艺芸书舍部分家藏之后的最大规模购置，其数量与版本之珍贵可与前次相媲美。1929年底，王献唐调查海源阁藏书后云：“近人多以杨书精本率出百宋一廛，余以目验所及，知其得于乐(明)善堂者，正不亚于艺芸书舍。”(王献唐《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之过去与现在》)

    海源阁藏书经过杨以增、杨绍和父子不懈努力地收集，在质量上和数量上达到顶峰，海源阁亦因此成为清末北方私家藏书中心。

    杨氏父子对海源阁藏书倍加珍爱，从表面上看，其藏书一直处于一种封闭状态。王献唐曾描述道：“变世相传，珍秘逾恒。凡非契友，例不示人。杨氏旧例，其家中仆役，向不准其登楼，每有服役数十年，不得觇阁上典籍作如何形状者!”(王献唐《海源阁藏书之过去与现在》)但封闭式管理，不等于不对藏书加以利用。

    与同时代的大部分藏书家相同，杨氏对藏书的利用首先表现在读书校勘上。杨绍和在《楹书隅录》中多次指出，其父杨以增每得一书均细加研读，且与不同版本相加校订，撰题录记述该书购置经过，详定版本优劣附于书后。杨绍和承父志亦效法为之，他在京为官时，常约二三人至海王村游历购书，如得善本，则以柬相邀，于案前考订商榷，通宵达旦，以此为乐。故海源阁所藏善本书中，有杨氏父子题跋者随处可见。

     与此同时，杨绍和与其子杨保彝还非常重视对海源阁藏书的整理，他们视藏书为珍宝，百般爱护，精心典藏，并将所藏之书分批清点整理成书目数种。首先是杨绍和将海源阁所藏善本编目成册，名《海源阁藏书目》。接着他又将所藏宋元各本以其行式、印章、评跋等项整理成五卷，名《楹书隅录》。其后再命杨保彝抄录原书跋尾若干条，补成90种，编成4卷，名曰《续编》。此即《楹书隅录·初编·续编》，为海源阁所藏主要善本藏书记。杨保彝在此基础上，添补增删，成《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其晚年又将海源阁藏书全部清查登记，成《海源阁书目》6卷，此为海源阁藏书总目。除上述四目之外，海源阁还有《宋元书室秘本书目》4卷1册，《宋存书室目录》4卷1册，现均藏于北京图书馆。

在清末，藏书家刊刻丛书之风盛行，杨氏家族亦不例外，他们承世之风，刊印所藏，缀于系列，名《海源阁丛书》。关于海源阁所刻丛书的具体数量现已无从考知，据刘文生讲不下几十种。我们从《中国丛书综录》，刘文生《海源阁藏书概述》及李士钊《访问海源阁第四世主人杨承训》等资料中得出《海源阁丛书》现可知者有18种，其中杨以增刊刻6种，杨绍和、杨保彝父子刊刻9种，杨敬夫刊刻3种。《海源阁丛书》的刊刻问世是海源阁藏书被利用的最高阶段。

海源阁屡遭劫难，前后共计三次。

    海源阁第一次遭劫是在杨绍和时期，即咸丰十一年(1861)，其于《楹书隅录·初编》宋本《毛诗》的题录中加以记述：“辛酉皖寇扰及，齐鲁之交，烽火亘千里，所过之区悉成焦土。二月初，犯肥西境，踞余华跗庄陶南山馆一昼夜。自分珍藏图籍，必已尽付劫灰。及寇退，收拾烬余，幸犹十存五六。而宋元旧椠，所焚独多，且经部尤甚。”华跗庄附近田地，多为杨氏私产，陶南山馆即在此地，为当时杨氏藏书处之一。此次遭劫为此处藏书，非海源阁所有书藏。其后，杨绍和访寻典籍不遗余力，特别是明善堂之书的购入，弥补了辛酉之损失。因此，海源阁藏书虽经此次劫难，但由于其后续补充较为及时，故无甚减色。

    海源阁藏书受损最严重的，当在民国时期之两次匪劫。

    1928年西北军第十七师马鸿逵部占驻聊城，海源阁藏书亦有被毁之情况。为保全典籍，更主要的是杨敬夫在津无职业，想藉此可以自谋生活，故将部分善本装箱十余只，先由聊城运至禹城，后转火车运抵天津。

    1929年5月，土匪王金发攻陷聊城，设司令部于海源阁，“随带书记官、参谋，闻有蔺山樊天民、棠邑杨道南，均系前清生员，颇知书本，将海源阁之宋元秘笈及金石书画，择优掠去”(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此海源阁第二次遭劫。事后王献唐观其惨状，见图书狼藉，其中宋本《史记》残余1册，宋本《咸淳临安志》残余 1册，而黄丕烈手校本《蔡中郎集》第四册之后页被用以擦抹鸦片烟签。据王氏统计，经此劫后海源阁尚存善本130种，其中宋本仅5种，元本17种，其他则多为明本或抄本。而这130种书中尚包括残缺之书9种。

    1930年，时局突变，匪扰齐鲁，聊城再次遭殃。海源阁又被王金发占据。此为海源阁第三次遭劫。此次所毁之书，则为二次遭劫余留之130种善本及普通本。

    《中央日报》曾作报道云：“去年(1930)十一月间，第三路军八十七旅旅长荣光兴击溃王匪，克复聊城，聊城城内十室十空。杨宅已不见一人，院内室外书籍满地，厕所马厩亦无地无之，院内书籍尽为大雨淋烂，惟藏书之十余室内书籍依然满架，但均参差不齐。”事后王献唐再赴海源阁，并著文详尽描述藏书被毁掠情况。“在土匪占据聊城日，日常以杨氏书籍出售，购者随意予价，略不计较。有时割裂包物煮饭，或带出作枕头使用”(王献唐《海源阁藏书之损失与善后处理》)。除此之外，匪首王金发还从天津将一号称“九爷”的书籍古玩鉴定家请至海源阁，尽择善本字画，囊括至河北保定。待王病故，其妻将此批善本售与奎文堂书肆，计有黄丕烈、顾千里校跋《蔡中郎集》，叶宗林抄本《经典释文》，元本《艺文类聚》等。据1931年5月1日《申报》载文称，事后杨敬夫派管事邓华亭点验家藏，其普通书经部损失 7／10，史部损失4／10，子部损失4／10，集部损失 3／10；而未运至天津存于阁内善本至此劫后全部散失。 1930年12月，杨敬夫返家，将劫后余书装50箱，用马车运至济南，存于东兴里杨氏私宅中，至此，海源阁中典籍无存，它完成了作为北方私家藏书中心储典存籍的历史使命。

    海源阁藏书除被毁者，其流出者主要去向有三，即杨敬夫运至天津的善本典籍，王金发等土匪掠走之典籍，第三次遭劫后运至济南的普通典籍。

    被土匪掠走之典籍多已变卖，流入民间；而存于天津之善本典籍大部分归于北京图书馆；存于济南之普通典籍亦大部分归山东省图书馆。

    1931年，杨敬夫为从事工商业活动而筹款，将存于天津的善本以8万元抵押给天津盐业银行，后因其生意受挫，无力赎回。适潘复、常朗斋、王信贤等组织存海学社，故集资将此批书购买并续存于天津盐业银行。1945年11月北平图书馆复馆开放，即拟将其书购入，为此当时教育部长朱家骅特拨专款备用。适行政院长宋子文至平津视察，在其干预下，此批书以1500万元收归国有交，北平图书馆收藏。

    1930年，海源阁普通书抵济后，时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的王献唐多次向杨敬夫协商，由该馆代藏或收购此批典籍，但遭杨氏拒绝。之后杨敬夫将此批书运至北平，并于1944年公开出售。当时的山东省图书馆馆长辛铸九等集资300万元将其购买并运回济南，存于道德总社。抗战胜利后，山东省立图书馆于1947年将此批典籍入藏。

    至此，海源阁劫后余书大部分已百川归海，万帙归公。

    自道光二十年(1840)杨以增创建海源阁至1930年杨敬夫将劫后余书运至济南，海源阁作为杨氏家族藏书之所存在了90年。此间海源阁历杨以增、杨绍和、杨保彝、杨敬夫四代楼主。其作为私家保存典籍之实体延续时间之长，为我国私家藏书史上所少见。海源阁的建立与发展，冲破了江浙藏书中心之格局，而杨氏三代在藏书活动中所形成的努力搜求、勤于整理、缜密保藏等特点，亦使海源阁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私家藏书之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