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高于王权

             南宋会子铜板

近代化的先机，起于解放人欲，而人欲的解放，有待于货币经济。

人欲在货币经济里，如鱼得水，货币表达人欲，使人欲有了合法形式，这在学理上，如朱熹言，都是功利。不过，货币本该自由流通，却总被超经济的权力强制阻遏，正如属于自由意志的人欲，在中国总得屈从于道德天理，二者都难以在政治上成长为真正的国力。

货币经济是险滩，闯过去了，便是近代化，闯过不去，很可能就要翻船。

因此，司马光主张节俭，他认为，就王权而言，过自然经济的小日子最安全。而王安石变法，是以国家主义的方式开辟财源，虽然开创了历史的新局面，但他闯了货币经济的险滩，将王权推到了近代化的浪尖。

从王安石变法到张居正改革，中国的王权主义，虽然走了一条货币经济的不归路，但走到本币制，都停住了脚步。市场经济的原则，到头来，还得听命于王权，本该自由流通的货币，最终，还得服从圣旨，货币经济还得服从中央集权的财政政策，而近代化追求的是“货币高于王权”。

由此可见，南宋和晚明，离近代化还很远，南宋钱荒，晚明白银流失，都使王权在货币经济的险滩上翻了船。繁荣的锦簇花团，令异族垂涎，他们驱马南下，围猎中原，打断了近代化进程。宋明两代闯关，最后，证明了一点，那就是，货币经济虽然走向近代化，却被王权阻断。

如果没有异族入侵，所谓“近代化”，就能从王权里面走出来吗？

即使被打断了，不是一两百年后，还会再来一次吗？从宋到明，从明到清，不正是如此吗？康乾盛世后，同光中兴时，不是兴起了一场规模更大的“近代化”——洋务运动吗？

这次运动，虽非自发，而是从西方文明来，可结果还是被王权掌握了。

不过，运动也使王权动摇，终于有一位皇帝站出来，像电影人那样高喊：向我开炮！他就是光绪帝，并非演戏，欲以立宪救赎帝制，为此，他当了第一个真正建立本币制的皇帝。

此举，前所未有，后来迥异，如今，我们还不是又回到了宋代皇帝最喜欢的纸币，不仅因为纸币能更方便的带动货币经济，更由于纸币能将民众导入统治者的信用体系，能集中体现由统治者主导的国家意志，并在分享国家信用的同时，让每一个使用者都失去自身独立的信用价值。

而民主制的根柢，在货币经济里，就是作为公民的个体自身所具有的独立的信用价值。有了独立价值，谁敢说我们作为个体都是渺小的？谁敢用“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来抹煞个体权利？

叶适早在南宋时，就已提出本币制的问题，结果是，本币未立，反而被王权用“末币驱逐了本币”。实际上，王权早已包揽了本币，要于王权之外，去建立本币，无异于与虎谋皮。

明朝以后，中国虽然进入白银时代，但用的还是银两，而非银币。为什么不用银币？说到底，就是不想搞银本位，因为银两还有个成色的问题，更何况碎银子怎能作本币？

铸钱与铸币有所不同，铸钱有眼，所谓天圆地方，方孔即钱眼。

王权坐在钱眼里，顺风顺水，一旦钱眼被封，就阴阳不顺，五行不通。

中国历史上，真正搞本币的，惟有光绪。光绪把钱眼封了，铸了银币和铜币，没了钱眼，王权向何处去？本币立，王权就得退出流通领域，光绪通宝发行，几乎就成了清朝灭亡的序局。

有人说光绪帝铸币，坏了帝王家的风水，就像北宋遗老将北宋灭亡归咎于王安石变法一样，晚清遗老则将清朝的灭亡归咎于戊戌变法，而光绪通宝，则被他们拿来诉说亡国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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