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城市公众对各类安全因素的关注重点基本一致
进一步调查发现:无论交通安全、环境安全、医疗安全还是食品安全,三城市公众对各类城市安全因素中的具体因素的关注和重视程度比较相近,公众在城市安全感方面有很多共性的特点和需求。
在交通安全方面,“酒醉驾车”和“超速行驶”等违规行为位居公众关注榜首。其中,北京上海的情况更为显著,半数以上(北京52.3%,上海52.9%)公众最关注“酒醉驾车”和“超速行驶”等违规行为。广州公众对遭遇暴力侵犯(被殴打,盗抢)(23.9%)、碰瓷等欺诈行为(21.0%)的关注程度则高于北京和上海居民,从侧面反映出广州公众对城市治安的担忧。
空气及水源污染是环境污染中最受关注的两项,其他污染在不同年龄群体间略有差异。其中,空气污染和水源污染总体的受关注比例分别可达37.6%和20.9%。在垃圾、噪音、辐射(放射性物质或电磁辐射)等污染方面,45-60岁的人群更关注垃圾污染(15.1%)、25-44岁人群更关注辐射污染(17.8%)、18-24岁的人群则对噪音污染(15.2%)更为关注。
公众对医疗安全的关注全面且均衡。对“看病贵买药贵”(23.6%)、“医生责任心不强导致医疗事故”(22.7%)、“假药和劣质药”(21.3%)、“流行性或传染性疾病”(21.0%)等的关注度均在20%以上。
食品生产过程中安全问题的受关注度高于流通过程中的安全问题。如:担忧“以假乱真、以次充好”(35.4%)、“生产过程中添加剂和残留物超标”(23.2%)、“检验检疫过程不严格”(23.8%)等生产及检验过程中安全危机的比例均远高于“销售过期、变质食品”(16.7%)等流通中的安全问题。体现了公众对食品严把生产质量关的强烈需求。
公正执法、消除贫富差距被认为是提升安全感的政府“首”责
城市安全需要政府强有力的监管或控制,因此,政府的作为至关重要,一旦政府缺位,影响难以估量。对于政府部门的执法行为,公众最担心的是执法不公正(43.9%),执法尺度不一(24.2%)。
政府部门如何做可以提升居民的生活安全感?大多数居民选择了与富民(31.6%)和缩小贫富差距(32.5%)。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生存的保障是最基本的,随着三城市生活成本的不断攀升,公众在提升经济自主能力方面的需求更加凸显。社会信息开放,政府信息透明(23.6)也占有较大的比重,城市建设均衡,优化人居环境(11.8)的受关注度则较低。因此保证民富仍是公众期待的政府的首要工作。
从调查中不难看出,京沪穗三地虽然总体安全感有差异,但是在具体安全因素的评价上公众的取向基本一致。经济条件是支撑生活安全感提升的最坚实基础,但交通、治安、食品等对老百姓的安全感受同样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相关政府管理部门公正性、平等性和公信力的建立非常重要。
技术说明:本次调查于2010年1月采取CATI电话调查系统,针对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的1054位18-60周岁常住居民进行电话访问,在95%置信度下本次调查抽样误差为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