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现象是否维持其本身，取决于这个现象能否转化、提升到决策层面，它将关系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进程。

假如“蚁族”长期存在，从偶然性的假象里会认识到潜蕴着的社会必然性。

一是容易产生对社会极端的心理。从学校毕业的年青人聚焦在一起，思维活跃、对生活的期望值很高，一旦被严酷的生活现实激发出普遍的幻灭感，“蚁族”也逐渐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二是形成中国式的“贫民窟”。正如每个中国人所质疑的那样，有多少“蚁族”大学生能负担得起比现居简易房更贵的住房呢？唐家岭村投资建造的高层公寓楼恐怕也只能吸引唐家岭近五万大学生的一少部分搬住进去，而客观上却会使大量“蚁族”失去落脚之处，只得向城市更偏远、简陋的居住地漂泊。

三是社会人力资源浪费。大学生是我国建设的宝贵财富，中西部地区和农村需要大量人才，却难以吸引大学毕业生。与之相对的是，过多的大学毕业生集中于发达地区的大城市，这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但问题是，政府这种以维持社会稳定为首要考量的“特定”办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蚁族”的生存问题。这是必然性产生的实质。

中国的大学生进入市场就业，这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规律。经济学家说，以“帕累托改善”提高的市场效率却包含了先天缺陷，难以抑制财富在总人口中分布的两极化倾向，这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回避“蚁族”的政治经济学议题。

小原因会引起大事件。日积月累，年复一年，他们当中有多少人从“蚁族”走出来，谁也不能估计。“蚁族”群体也有一个特点，哪个部门都想管，但是都管不着，“蚁族”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分化的产物。

恐怕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这样认为，不能同意让“蚁族”长期存在。

这是因为黑格尔把社会实践的活动列为必然性三环节，它的必然性是由三个环节组成的－条件、实质和活动。就说明必然性的东西要经过一个运动才能实现。“蚁族”反映社会变迁的词语已经被许多大学生认可。

从配置社会人力资源的角度，与其在大城市当“蚁族”，不如回小城市做“贵族”，社会人力资源配置达到最优。

这需要政府的努力。

一是改革教育体制教育体制改革要跟上形势发展，“蚁族”大学生虽然是就业市场上的弱势群体，有知识、有抱负的他们却不是生存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增加职业技能培训以及对职业的正确选择是学校的职责。

二是控制住房价，给予大学生居住的生存条件。政府最应做的是改善“蚁族”聚居区的治安状况和卫生环境，尽可能完善这里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使“蚁族”们觉得自己是受到社会关心和尊重的，这样他们受到事业和生活打击时就不易产生幻灭感和极端情绪。

三加大对“三支一扶”的扶持力度，鼓励大学生到社区、到企业、到农村和到西部开发，还应帮助和鼓励“蚁族”在其聚居地就近创业，这既可以为年青人提供创业机会，也可以为一些急需工作的“蚁族”解燃眉之急。

大学生的“蚊族”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物，因此，必须超出这种态度，从社会的演化看问题，进一步对自然的内在的和谐性和规律性更确切的进行引导和健全。

如果我们不得不在永远流变的社会场合下作出选择，对文化、意识、经济和社会的不确定性会让我们损失许多的东西，而且完全不知道我们选择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