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西单图书大厦东侧，坐落着一个味千拉面的小店。某日我为了突击花掉即将到期的购书卡在大厦中网罗了沉沉的一大袋书，背着沉重的行囊走出图书大厦时，我已经快被背包带勒断了脖子，于是我拖着书们钻进了路对面的拉面小店歇脚。尽情享受空调凉爽的间隙，我瞥见了书袋中那本《亲爱的安德烈》，印象里这本书似乎受到过大耳朵老师的推崇，便抽出来先睹为快。于是，我就这么坐在这间日式风情的小店里，消磨掉了一个下午。

一个台湾母亲龙应台和她的德国儿子安德烈（混血），被年龄、身份和文化分隔得太久，希望能深入彼此，哪怕一点点，于是他们开始交谈。正是因为彼此的开诚布公，他们的交谈不乏无可奈何的针锋相对。直至合上这本书的最后一页，龙应台和安德烈还在各自坚持着求同存异。其实统一意见也并不是母子俩的最终目的，至少在争论中他们已经打破了原有的冰冻状态，在对方的内心里融化了一角。有些意见的不统一是正常不过的，而有些不统一发人深思。

可能所有的中国孩子们都在隐隐地忍受着父母含辛茹苦的疼爱，内心深处似乎有所压抑却难以反抗这温柔的负担。只有像安德烈这样天生呼吸着民主的空气长大的孩子，才会不管不顾地声明太多的母爱是Kitsch，才会诚恳而严肃地对母亲说：“妈妈，我爱你，但你能不能偶尔把我当作一个’别人’呢？”

把孩子当作“别人”，这个课题对于所有父母来说都太艰深了，这意味着需要给孩子像对待一个普通成人一样的完全的尊重。当一个别人穿着花哨的服饰在你眼前晃来晃去，你会皱着眉头要求他换身衣服，还是礼貌地回避这个私人问题？当一个别人走出屋子慢慢点燃一根香烟，你内心是涌起阵阵恨不得揍他一顿的冲动，还是至少欣赏他户外吸烟的文明？

对中国人而言，把孩子当作“别人”可能更加难以接受。在中国文化里，“自己人”和“别人”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圈子。相对而言，中国人更加重视家庭连带关系，更热衷于经营“自己人”的圈子，原因在于社会生活的未知和艰难需要更多、更可靠的“自己人”，可能这本身也体现了整个中国社会系统性安全感的缺失和对政府的信任缺失。和“自己人”抱团去对付“别人”，是很多中国人以前和目前的生活哲学，我不知道在将来是不是会有所改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文化传承的方式没有改变这种哲学也很难改变。

自己的孩子因为直系血缘的存在注定会被当作根红苗正的“自己人”，所以连如此民主开明的龙应台妈妈也会在安德烈的呼吁下有所沉思。孩子在自己的教育中逐渐成长为一个“别人”，作为父母，真的能接受么？

其实从人类群居归属的天性和感情发展的需求来说，父母都不可能把孩子当作彻头彻尾的“别人”。孩子从出生开始，也是在学习区分“自己人”和“外人”的过程中逐渐学会由内及外的去爱和被爱。这是一个自然过程，父母和孩子之间特殊的自然关系是社会化发展无法改造的事实。而一个成熟的父母选择怎样的方式去爱自己成熟的、或者即将成熟的儿女，选择把儿女当作怎样一个对象去爱，不仅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民主和平等这种东西，不会天然降临在中国的家庭中，可能需要孩子去争取，也可能需要父母去反思，但不论如何都不能与中国的文化完全割裂，其实这种程度太难把握了。

我每天下班回到家，洗手洗脸之后赶紧钻进卧室换成睡衣好抱孩子。这个时候婆婆大多会特别关心地跟着我进卧室，目睹我换衣服的全过程，伺机把我换下来的衣服拿走帮我洗。前天她勒令我当着她的面把内裤脱下来给她一并洗了，我婉转地说：“我想明天再换内裤。”“不行，”婆婆真心地说道，“你别犯懒，内裤得天天换，你现在脱下来我帮你洗。”我换了个说法：“我还是想自己洗。”婆婆笑了：“你洗不干净，我给你洗！”我不敢跟婆婆说请她暂时把我当个“别人”，因为我知道她是真诚地把我当作了“自己人”，这份母爱是难能可贵的。在这样一个溢满母爱的家庭中生活，老公的处世智慧是我学习的楷模，既能保护父母的感情也能保护自己的空间，这是一种微妙的平衡。

关键的事情在于我们有多大的耐心去等待家庭成员中的平等，这决定了未来真正有意义的平等什么时候可能会来临。安德烈没有那么大的耐心，在德国文化中长大的安德烈可能甚至无法理解为什么要去等待人一出生就应该拥有的作为“别人”的这份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