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解纷

　　东汉末年的曹操，有一首《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是解个人之忧法，那么解纷争呢？

   《法制日报》2019年7月31日有篇报道：《多元解纷创新之路，何以越走路越宽》，说的是多方参与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一站式、综合性、低成本”，及时止纷息争。

　　不过，上面说的是社会矛盾，方法是“多元解纷”，目标是社会治理。我由此想到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因是非之争，难免引起纷争。平息纷争，有的以书为证，有的以眼见为证，有的以史记为证，是耶？非也？请看看——

　　人们常讲“知书达理”，也就是说世上的许多道理在书本知识中。那么，书本知识是否就万无一失呢？如果是以文学作品为据，那就很有可能越争越糊涂。

　　比如两人争论“霉季”的晴雨，一个说多雨，以唐诗“黄梅时节家家雨”为证；另一个说无雨，也提出了一句“梅子黄时日日晴”来反驳。

　　争论引来了第三者，说诗人不同于科学家，文学作品也不是科学论证，而是随诗人所处的具体时间、地点特别是感受的不同，做出“水火不相容”的诗句毫不足奇。好在这两人较开明，当听到第三者说出“熟梅时节半阴晴”时，彼此相视大笑而罢。

　　按“眼见为实”论，通过“眼见”后“写实”或“说实”，当比文学作品可信度大，但有位穷措大写富家，一味金银珠绣，以为富贵，实却没有这种体验，并不能给人以骄奢淫逸、醉生梦死的实感，永远也写不出“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之句。

　　又有一笑话，说有个乞丐去北京，回来吹牛，说见过皇帝，他头戴白玉雕的帽子，身穿金子打的袍子。人问：“穿了金子打的袍子，还能打躬作揖吗？”乞丐说：“他做了皇帝，还用得着对人打躬作揖吗？”虽然闻者可“想当然”的确如此，但与事实到底相去甚远，不过为人们贻下了笑柄。

　　历史记载该可信吧？有的也不尽然。清末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和湖北巡抚谭继洵，都是封疆大吏，又同驻武昌，但两人互有矛盾，遇事常常意见相左，引起纷争，互不相让。

　　有一次，他俩同在黄鹤楼宴会，面对悠悠白云，滔滔江水，宾主频频举杯，大家都有了几分醉意。席间有一位客人询问汉水宽度，谭巡抚说据某书记载，汉水水面五里三。过了一会儿，张总督忽然对客人说，谭的话不实，汉水广度应是七里三，有某某书可考。

　　谭不甘认输，两人反复争辩不休，满座的名流、学者和幕僚们无人能得以劝解。张之洞便命差役召唤江夏知县陈树屏，陈穿戴整齐飞马应召赶到，却见两位顶头上司当着他的面仍在争论。陈知县听罢，肃立拱手说：“汉水涨时，江面宽七里三；水落时，宽五里三，两位大人说的都不错。”

　　张之洞和谭继洵不是谁官大谁有理，官大一级压死人，这是可取的；同时，两位总督和巡抚没有摆架子，听从陈知县的解说，也难能可贵；特别是他们既不以官职论是非，也不以书本为据死抱“本本主义”，而以实情为准，化解纷争。

　　以实情为准，就是讲实理，即据实论理，不能“认死理”；可以说，“事理”亦“实理”，也就是从实际出发的“理”。这种理，实事胜于雄辩，最让人信服，也最能化解是非纷争。

　　从实际出发和实是求是，是以实理解纷的精髓。只有以事实为依据，深谙事理，并具备一定的知识和技巧，才能使人心悦诚服，平息纠纷。如果缺了“实理”，无原则地做“和事佬”，那就不仅不能奏效，反而会越解越扩大分歧。

                     (原载2021年6月20日《华文原创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