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意”说

    韩愈在《马说》中讲到，“真不知马也”的原因之一，是对千里马“鸣之不通其意”。反过来说，若要“真知马”，则须“通其意”。

    作为经常被比喻为千里马的人才，同样地，若要真知之，人们也须“通其意”。

    韩愈是实践了自己的“通意”观的。他在任京兆尹时，一天在路上见到骑着小驴的贾岛，为五言诗“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中用“推”还是用“敲”字斟酌不定，还不时用手比划“推”和“敲”的手势。韩愈见了，即通其意，当场帮贾岛参谋，商定为“敲”字，并邀请贾岛回府，讨论作诗之道，两人谈得十分投机，成了莫逆之交。这真是“由来意气合，直取性情真”（杜甫诗句）。

    相反，《唐才子传》载：在韩愈之前的京兆尹刘栖楚，一天在长安街上遇到骑着毛驴的贾岛。贾岛构思出“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的句子，兴致勃勃，吟之歌之。刘栖楚因不通其意，当场向他浇了一飘冷水——斥责他为“疯子”，拉走贾岛的小毛驴，还把贾岛绑起来，押到府上审讯，关了一夜禁闭。这便是对人才“鸣之不通其意”而演出的一场恶作剧，实在是可恶之至！

    对这两则史料，后人评说纷纷。有人认为，韩愈之所以能“通”贾岛的“意”，是因为他本身就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大文豪，对文人的意趣有切身体验。而刘栖楚则不然，贾岛遇上他，正如“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这种说法，有其一定的道理。不过，由于封建痼疾，中国素有“文人相轻”的现象，“秀才遇秀才”倘若互不通其意，也会“有理说不清”，颇有“既生瑜，何生亮”的味道。有的甚而至于“睚眦之怨必报”，干出“同根相煎”，“同类操切”的事来。可见，对人才能否“通其意”，首先并非职业的差距，而是思想上的距离。

    老皇历一页页地翻去，瞩目于现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呼声日隆。但有些人的呼声虽然如雷，行动上却并不“下雨”。据我所知，有个散文作者，在工作之余创作并发表了为数可观的作品。可是单位领导出面硬性规定，写的东西要先经单位审阅后才能寄出发表。这位作者认为，文艺创作“文责自负”，何须领导插手。由此，他便遭到了“不务正业”、“目无领导”、“调皮捣蛋”的斥责。后来，这位作者被安排到一家刊物任编辑，该刊领导充分发挥其才干，他因此不但工作做得很出色，而且创作也获得了大丰收。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单位，领导者是否“通其意”，其情形不是大不一样吗？

    事实昭示人们：对人才若能“通其意”，便可“野无遗贤”；反之，即使“共事数十载”，也会“对面不相识”，有的人才甚至被扼杀。在对人才要有“选才之心，识才之眼，育才之道，用人之胆”的当代，人们特别是领导者，对各类人才实该“通其意”了！

    “近水识鱼性，近山知鸟音”。对人才的“通意”，贵在意向、意趣、意绪等等相通。老工人之所以能从机器的轰鸣声中判断机器的运转是否正常，是因为他与机器结了缘，对其“鸣”与“行”（运转）的规律了如指掌。要“通”人才之“意”，就应与他们“神交”，从而“心有灵犀一点通”。

    当然，“通”人才之“意”比“通”千里马之“意”要难得多，其关键是要从事业出发，看事实，交真心。只有这样，才能在“丝中传意绪，花里寄春情”中“通意”。报上曾报道，某市有个大学的党总支书记，对一位中文系副教授原是不通其意的。后来，他作调查，看事实，求真知，从而“通”了那位副教授之“意”，并感慨地说：“我原来以为他是党员呢，哪知他是非党同志。非党同志做出这样的成绩，真不容易！”由此可见，对人才的“通意”，也有个从“不通”到“通”的认识过程。

    “得才者兴”。要“得才”，就须“通其意”，是为“通意”说。

                  （原载1987年9月30日《中国人才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