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毕节5名男孩因在垃圾箱内生火取暖导致一氧化碳中毒而死亡的事件还在发酵。当人们把矛头直指当地政府部门，相关区、局、校领导被问责时，最应该受到问责的父母却以弱势的姿态，被放逐在事件之外。

《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必须使适龄的子女或者被监护人按时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婚姻法》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父母有保护和教育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在未成年子女对国家、集体或他人造成损害时，父母有承担民事责任的义务”。据报道，5位男孩的父亲是三位亲兄弟，孩子死亡前的11天，家长曾向当地公安部门报警，并外出寻找。不管公安部门在寻找孩子方面是否存在渎职，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孩子死亡之后，身为父亲的陶学元、陶元伍才被当地政府用飞机从深圳接回毕节。这说明，从孩子辍学流浪到死亡的自始至终，这两位父亲一直缺席。

据孩子们的伯父陶进才透露，5个孩子中，仅陶中金(官方称“陶中井”)一人生前在干沟小学六年级读书，但成绩很差，经常考试得几分。由于家境贫寒，其他4名孩子皆是辍学在家。陶中金出走的第二天，即 11月6日，干沟小学校长周旺就与一名女教师一起，上门询问情况。

身为父亲的陶元伍说：“5个孩子中有4个处于辍学状态，尽管老师屡次动员，但他们都以‘成绩不好，不想读书’为由拒绝上学。5名男孩时常相约出去玩耍，有时几天不回家，当地派出所曾多次将孩子送回家。”

这两段报道，向我们透露出了更为丰富的信息。孩子们已经不是第一次结伙离家，当地派出所、民政局、学校也不是第一次关照并帮助这5位孩子重返家庭和校园。这种境遇下，最应该温暖照顾孩子的家长，却始终没有最根本的作为。简单地把亲生父母的不作为归结为生活贫困缺乏能力，不是理由；把父母应该承担的养育监管责任，一味推向政府、学校，更是有失偏颇。这不是为政府或学校开脱。而是不管贫穷还是富裕，父母都该在孩子未成年人时期担当起教养重任，都该为花季的孩子撑起一把保护大伞。

5位花季少年同时生命损落，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都是不幸，都令人叹惋深思。而孩子们同属于一个大家庭，更是不幸中的巨大不幸，更发人深醒。这个家庭的境遇在毕节是个例还是众多类似家庭中的一个？如果是特例，更多孩子辍学流浪的悲剧将能有效避免；如果是众多类似家庭中的一个，这将使毕节政府不得不严肃面对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难题。

没有什么比生命更为宝贵！特别是含苞欲放的花蕾因为人祸而忽然夭折，给世人带来的震动尤其剧烈。律师封顶认为，“如果各级政府都能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这些花季少年就不可能在外流浪10多天，最终惨死。”诚然如此！但是，这话还应该再补充并追问一句：如果他们的父母能履行自己的法定责任，哪怕只是尽到父母的基本义务，这些花季少年是否还会走上辍学流浪的道路？

一下子失去5个孩子的三兄弟，也许已经承受不起这样的追问。毕竟，他们有他们的局限和无奈。当全社会都把关心留守儿童生存和教育质量的责任推向政府时，我们是否还该向留守儿童的父母们说上一句：对孩子而言，父母的关爱和监管胜过一切负责任、有良心的政府！毕竟，政府服务的是大众。政府部门不可能包揽人在世俗生活中的一切。特别是贫困地区的政府，财力有限，社会管理能力相对较弱，需要救助的群体较多，社会救助机制还不完善，在提供各类急需的公共服务面前未免力不从心或措施不力。回避这一现实，硬叫政府服务尽善尽美，一出问题就群起问责，一片骂声，政府官员未免会陷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困境。

属于政府的责任问责政府，属于家庭的责任追问家庭，这原本是处理反思该事件应该同时具备的声音。可惜，我们仅看到了毕节政府在那里应接不暇，看到网络民意齐刷刷地向当地政府开炮！对于5个孩子父母教养不到位的行为却缺乏基本的审视和批评。也许有人会说，和政府相比，他们的父母不仅是弱者还是事件的受害者，如何再向他们的伤口上撒盐？我们的社会也许需要这样的体谅和善良，但这样做的后果，无疑使那些同样违背了《义务教育法》和《婚姻法》的父母们得不到基本的责任追究和社会监督。如是，只能叫职能被无限放大的政府来为这起悲剧买单。

忽然想起了一个鲜活的事例。某位在北京打拼的妈妈回到了家乡，她特别想吃自家地里的红薯，便放进炉膛的炭火里，烤了几块。她的儿子放学回家吃饭，妈妈把从商场买来的夹着火腿肠的面包拿给孩子吃，孩子却坚持吃烤地瓜。“妈妈做得饭最好吃。”孩子这句话，一时使妈妈语塞并流泪。

听说，这位妈妈放弃了在北京打拼，回到家乡守护孩子。因为孩子的话叫她明白，在面包和红薯面前，带着父母手心温度的红薯远比夹着火腿肠的冰冷面包更能滋养孩子健康成长。

奉劝天下父母，请不要为了挣钱养家、改善生存环境，忘记给予孩子最需要的关爱和温暖！一旦缺位，这份遗憾将会伴随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