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郑永年：“文化中产”对国家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2024-02-23 11:3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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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进金融绝情华尔街商战杂谈 |
分类： 金融科技科普科幻 |
编者荐语：郑永年认为，中国目前面临的种种经济社会困难的根源在于文化中产的缺失。要扭转这一局面，就必须营造有利于文化中产成长的制度环境，比如实行基本的社会保障和公平，扩大中产规模，鼓励财富创造等措施，使中产重拾创新精神和责任担当。
以下文章来源于大湾区评论 ，作者郑永年
转自：IPP评论
编者按：郑永年在文中强调，中国目前面临的种种经济社会困难的根源在于文化中产的缺失。他认为，中国虽然已经出现了一个较大的中产阶层，但这个阶层仅仅停留在收入水平，而没有形成真正的文化中产。文化中产应该具有理性精神、创新精神和责任担当。然而，目前中国的商界、学界和公务员系统这三大中产群体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文化堕落。
作者认为，要扭转这一局面，就必须营造有利于文化中产成长的制度环境，比如实行基本的社会保障和公平，扩大中产规模，鼓励财富创造等措施，使中产重拾创新精神和责任担当。只有当中产不再无限下行并重建文化自信，社会才能获得新生。
今天之所以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中产群体过小、中产文化的缺失、文化的普遍下行已经构成了今天中国上行的最大短板和阻力。
今天，我们的经济和社会正面临各种困难和挑战，人们也寻找到了各方面的原因，有些是我们不可控的，例如地缘政治的剧变；有些是我们可控的，例如政策和个人的选择。但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提问，这些原因背后更深层的根源是什么？除了不可控因素，但凡是人可控的因素都可以加以改变。如果没有加以改变，那么必然有其背后的原因。
钱钟书先生在其名著《围城》中说，如果你吃到一个鸡蛋，觉得好吃，你又何必去认识下蛋的母鸡呢？意思就是有些事情欣赏就好，不必一定明白它的出处并刨根问底。但对做学问的人或者做政策研究的人，这句话并不适用，因为这个群体就是要“刨根问底”。如果鸡蛋好吃，当然不必问是哪一只鸡生的蛋；但如果鸡蛋有问题，人们就要问，是否生蛋的鸡有问题呢？或许通过鸡了解蛋不好的原因；又或许再进一步了解到鸡本身没有问题，而是鸡的生存环境所致，那么人们可以通过改善鸡的生存环境来提高蛋的质量。
讨论文化就是要从现实遇到的问题出发，引伸出整个因果链，推究这个长链条上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又该如何解决问题。因此，文化并不虚，并不是像学界所说的那样是“不可验证”的。就人世而言，人非抽象，所有人都是文化的产物。今天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都是就人而言的，如果没有人，所有问题都将无意义。就人与问题的关系而言，文化就是“工具总和”，人们对问题的界定、诊断和解决方法都与文化有关。
在所有文明中，很难找到像中国文明那样如此强调文化的重要性的。文明是中国文明的最高准则，以至于在我们的概念里只有“文明”与“野蛮”之别，无论是人、组织还是国家。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文明中，“野蛮”可以转化成为文明。因此，孔子提倡“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教育是文化的最重要手段，“化”就是转型、转化。对文明的这种强调直到现在还表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文明”一词几乎一直处于被滥用的状态，所有公共场合都在呼吁文明。
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取决于“文化中产”的进步
不过，对文明和文化的重视大都只反映在话语层面，并没有反映在人们的行为层面。因为文化这个概念过于广泛，本文不是全面检讨中国文化现状，而只讨论“文化中产”，即中产层面的文化。
很多年前，笔者提出了“文化中产”的概念，认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无论是经济、社会还是政治，都取决于“文化中产”的进步。改革开放至今，尽管中产占总人口的比例还是较低，约30%，但绝对数字庞大，达到4亿人口。当时笔者指出，尽管我们有了一个中产阶层，但这个阶层只是在物质（即经济收入）意义上的，而非文化上的，即这个阶层过着中产的生活，但没有中产的文化意识。需要说明的是，如前所述，传统中国以“教育”来衡量“文明”与“野蛮”，教育也成为中国“人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但本文所说的“文化中产”并不把“教育”视为这样一个衡量指标。就今天中产的人口构成来说，大都受过教育，甚至是高等教育。但恰恰是这个受过教育的群体正在急剧下行。在任何社会，中产必须是带领社会上行的主体和动力，一旦这个群体开始下行，那么社会上行变得非常困难，甚至会出现倒退现象。
今天，中国的中产基本上由三个群体组成，即商界（和企业界）、学界和公务员系统。而这三个群体的现状令人担忧。
就商界来说，最近破灭的鼎益丰玄学投资神话很能说明问题。这是读《道德经》的案例，之前还有许许多多所谓的“儒商”案例，近几年流行不止的“阳明学”也有这个趋势。尽管类似的“神话”一而再、再而三地破灭，但依然层出不穷。尤其需要担忧的是，卷入这些投资“神话”的不是穷人，而是受过教育和已经达到中产生活水平的人士。
在学界，知识的巫术化早已经变得极其普遍。例如，术数等传统命理学和道观、佛寺香火大量复兴。近年来“四库全书”的很大一部分都在标点和重印，但术数类书籍几乎整套重印则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在当今世界的知识体系中，“命学”早已经无法登上大雅之堂，但在中国，无论是“命学”的回归，也是术数的回归，统统被当作传统文化的复兴。传统命理和佛道中的一些“邪门学说”的复兴，使得各种民间“巫术”不仅占据底层社会的各个角落，更登上精英文化生活的舞台。知识的“巫术化”是一个科学背道而驰的趋势。在科学看来，凡事都有原因、有发展过程、有解决之道等等，但“巫术”则把事物（或者社会现象）归之于一种神秘的、似是而非的超然因素。
在公务员队伍中，尽管这些年经过大力反腐败情况大为改善，但依然不缺诉诸“巫术”祈求官运发达的官员。
在西方，近代以来，也正是这三个群体构成了社会从非理性到理性转型的主体，也是现代化进程的主体。简单地说，社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科学技术的进步离不开理性的发展。西方的现代化，离不开理性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美国西北大学史学家Joel
Mokyr在其所著《增长的文化：近代经济的起源》（A Culture of Growth: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Economy）一书中探讨了18世纪后期从欧洲开始的创新触发了之后扩散到全球各个角落的工业革命和基于技术进步之上的经济增长。作者想要回答的一个老问题便是这个进程为什么会先发生在欧洲，而非世界上其他地方？
他认为，欧洲的启蒙运动为科学进步和创新奠定了基础。一个社会的理性文化——信仰、价值观和偏好——是核心。16至18世纪，一个政治上碎片化的欧洲产生了竞争性的“思想市场”，社会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动去探索自然的秘密。知识共同体形成了一个跨国的“文人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学者们在不同国家间穿越、交流和传播理性思想。他认为，这就回答了创新发生在欧洲，而不是在中国的问题。
实际上，这也是传统上我们所说的“李约瑟之问”。对李约瑟之问的讨论已经持续了很多时间，众说纷纭，没有一个可信的说法。相比之下，Joel
Mokyr的说法比较可信。这个说法和我们所说的“钱学森之问”比较接近，即强调知识和理性精神在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知识群体（尤其是科学家）在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过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为社会确立了理性文化和精神。这是近代化（现代化）的思想和思维基础，这个群体可以说第一批“文化中产”。
商业化催生的商人和工业化催生的企业家便是第二批“文化中产”。工业化催生了工人阶级，而福利社会和财富增加促成了大量的工人阶层人口提升成为中产阶层。西方文化中产由此壮大，他们既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更是创新的主体。无论在西方还是非西方（尤其是东亚的日本和“四小龙”），中产阶层都是创新的主体。这种现象不难解释，创新需要冒风险、财富保障和理性精神，而只有中产以上的人群才具备这些条件。
很显然，至少迄今，中国的中产并没有能力或者意愿来扮演这样一个角色。以企业家为例，我们比较一下中美企业家群体今天在做什么就知道中国的物质中产和美国的文化中产之间的差异了。
如何拯救“文化中产”的坠落？
最近，中美两国业界都有一些使人叫“哇”（惊叹）的地方。美国企业家充满了“哇”的惊叹，他们“哇”的是什么事情呢？我们引述一些新闻即可……
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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