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债务危机，中国警惕什么

文/陈思进

近来全球高通胀、经济增长放缓和收紧财务状况持续，加剧全球经济风险。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高额债务，增加了爆发危机的可能性，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或成为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又一风险。

政府和私人债务快速增长

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供应链紧张、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俄乌冲突等接踵而至，一些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秩序开始陷入混乱。土耳其在汇率贬值、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推动下，通胀率已在3月突破了60%。4月初，黎巴嫩宣布其国家政府和央行破产。处于经济危机的斯里兰卡也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期待对外债进行重组安排。秘鲁物价飞涨，引发了大规模示威游行和社会暴乱。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显示，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偿债负担已处于30年来的最高水平。另外，在69个低收入国家当中，截至2022年3月底已经有8个国家陷入债务困境、30个国家处于高风险状态，占全部低收入国家的55%。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已成为今年全球经济的又一重要风险。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债权国家之一，中国可能在贸易、投资、金融等渠道遭受影响。

今年年初，世界银行在其最新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中指出，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债务水平飙升。同时，债务增长基础广泛，政府和私人债务都在快速增长；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EMDEs）债务均出现增长。其中，部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政府债务的上升尤其令人担忧。

报告指出，由于向企业发放贷款和提供贷款担保，政府债务已经增加。与此同时，近10年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债务不断增加。因此，这些经济体的债务脆弱性上升。超过一半的低收入国家陷入债务困境或面临债务困境的高风险；一些国家已经拖欠债务；一些国家已经完成了债务重组，而另一些国家正在进行债务重组。

据国际金融研究所数据显示，近年来，新兴市场经济体未偿债务总额从大约5年前的不足65万亿美元跃升至2021年底的近100万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日已将2022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预测调降至3.8%，较1月份预测下调了一个百分点。

IMF今年4月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眼下全球融资环境趋紧，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IMF警告称，美联储及全球各大央行抗击通胀的努力，或使得背负高额外币债务的新兴市场进一步陷入经济困境。

发展中经济体债务风险加重

以史为鉴。在上述全球经济背景下，许多主要商品进口国以及高度依赖旅游业或汇款的发展中国家前景黯淡。例如，整个非洲外部借贷成本正在上升：债券利差平均上升20个基点，国家对高债务、有限储备和即将到来的支付计算，突然变得非常不一样。

过去一个多月来，斯里兰卡货币卢比连续大幅贬值，该国面临外汇匮乏、物资短缺、物价高涨、供电紧张等问题，并引发抗议活动。斯里兰卡央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斯里兰卡外汇储备已降至19.3亿美元。据媒体报道，斯里兰卡今年需偿还的外债总额高达数十亿美元。斯里兰卡财政部4月12日发表声明说，该国政府决定，在完成债务重组前，暂时中止偿还全部外债。同时，该国考虑选择一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的计划，以应对沉重的偿债负担。

希腊发生债务危机的时候，负债率全球第一，不仅信用等级下调，还直接影响了全世界经济结构失衡。造成成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给无数民众带来了巨大压力。希腊债务危机的原因是其失衡所导致的连锁反应。

可以预见的是，到今年年底，多达十几个发展中经济体可能被证明无法偿还债务。当前，与全球其他国家一样，加拿大正在应对当前严重通胀，该国通胀在2月达到了5.7%，是近30年来的最高点。

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其不会构成系统性全球债务危机。1980年代爆发的拉丁美洲债务危机，虽然与1990年代中期促使建立重债穷国倡议（HIPC）的30多起不可持续债务案例完全不同，但仍然成为发展中经济体十几年间发生的一次重大债务危机。

三十年前，发展中经济体的大部分外债都是欠政府的，官方双边债权人即几乎所有政府都是巴黎俱乐部的成员。然而，现在情况并非如此。截至2020年底，中低收入经济体欠商业债权人的债务是欠双边债权人的五倍。

今年以来，低收入国家需要为其公共和公共担保债务支付近530亿美元，其中只有50亿美元将流向巴黎俱乐部债权人。此外，发展中经济体的大部分债务都涉及浮动利率，这意味着债务规模几乎可以像信用卡债务利率一样突然上升。

债务危机应对机制须更新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约占全球GDP的40%，在俄乌冲突发生前夕，经济已摇摇欲坠，债务又持续增加十年。随着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总债务扩大至50年来最高水平，相当于政府收入的250%以上。目前，近60%最贫穷国家已陷入债务困境或处于高风险之中。中等收入国家的偿债负担处于30 年来最高水平。最近，全球油价飙升，世界各地利率都在上升。

当今，可用于解决债务危机的主要全球机制，并非针对这些情况而设计，因此必须加以更新。过去的两年间，G20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敦促下，G20迅速采取行动，设立了债务服务暂停倡议 （Debt Service Suspension Initiative，简称DSSI）。该倡议汇集了巴黎俱乐部成员和非成员，为近50个国家提供约130亿美元中止支付债务。但这都是2021年底到期的临时安全网，当时全球经济复苏开始失去动力。

在DSSI（债务服务暂停倡议）之后，G20 建立了 DSSI 之外的债务处理共同框架。迄今为止，只有三个国家提出申请，债务重组进展非常缓慢。这向其他债务不可持续的国家发出了完全错误的信号，其中许多国家因债务重组进展缓慢，而不寻求减免。他们担心申请共同框架会在不恢复双边流动的情况下，切断其获得私人资本的渠道。

实际上，通用框架是唯一的“游戏规则”——它可以而且必须及时改进，以便为需要它的国家提供有意义的救济。为此，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了以下路线图：

首先，为在此过程中应该发生的事情制定一个明确的时间表。例如，在六周内成立债权人委员会； 其次，谈判期间，暂停向所有共同框架申请人的官方债权人偿还债务； 第三，评估处理可比性的参数和过程，并明确其实施规则； 第四，扩大共同框架资格要求，目前仅限于73个最贫穷国家，应该扩大到包括其它高负债和脆弱的中低收入国家。

长久以来，世界对解决发展中经济体的债务危机采取了懒散的方式，提供的救济要么太少、要么太迟。笔者认为，目前，涉及先发制人而不是反应以及果断防止危机暴发的方法，应该才可行之有效。

2022年05月04日写于多伦多安大略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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