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底下早没新鲜事儿了……

在中国，证券市场“重融资、轻回报”的传统由来已久。股票，在这片神奇的中华大地，似乎从未发挥过“资本合理配置”的功用。在国人眼中，它永远是用来刺激肾上腺素的筹码。一级市场就是“圈”，二级市场则为“赌”。一股发售，万人哄抢；跌宕起伏，何其乐哉？

莫要把这份中国特色与投机狂热，归咎于A股市场的“体制性缺陷”。规则乃标，人性为本。早在晚清，证券市场刚刚随洋务运动兴起之时，投机风潮就此起彼伏。

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只股票出现于1872年，由轮船招商局发行。李鸿章创办招商局时，因为搞航运需要的资金数额特别庞大，官府无力承办，靠一两个巨商也难以支撑起来，于是在筹集资本上做了一次创新，学习西方股份制企业，向民间发行股票，以“招商集股”的方式筹集资金。股票分成整份，公开向社会挂牌发行，自由买卖，允许转让。

长期闭关锁国的国民，对股票这稀奇的“舶来品”兴致昂扬。1881年，招商局计划筹集的100万两白银全部招满，每股发行价100两白银，约合人民币6000元。仅一年过后，招商局股票的市值就升至265两白银，相当于人民币15900元，并在这一年长期维持高价，成为上海证券市场上的龙头股。时人称：“中国初不知公司之名，自轮船招商局获利以来，风气大开”。

 就像新店开张为招揽客户，总是尽可能让饭菜可口、价格公道那般，招商局作为清政府发行的首只股票，在分红回报方面也毫不吝惜。这不断激发着华商的投资激情，也促动了华商对其它洋务民用企业股票的认购兴趣，使1882年成为19世纪上海股市最为火爆的一年。

 在招商局的带动下，中国兴起了一批股份制企业。上海《申报》在1883年10月21日曾专门发出评论“招商局开其端，一人倡之，众人和之，不数年间， 风气因之一开，公司因之云集……”。至19世纪90年代中国已有股份制企业数十家，其中主要的有电报总局、山东烟台缫局、中国铁路公司、上海机器织布局、开平煤矿务局等。

 一时间，全民炒股之风盛行，不亚于今日A股的热情。特别是像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这类“国有蓝筹股”，有朝廷重臣撑腰，不愁资金不足，销路不济，因此倍受青睐，每股上涨两三倍之多，其他资源类股票如湖北长乐、鹤峰等铜矿股涨幅也至少过半。

 “炒股只赚不赔”的理念一旦形成，投机泡沫则不期而至。在上海，当地居民所谈无一不是股票行情，不少人在上海四马路和大新街转角处的惠芳荣楼聚会，组成炒股茶会，大家互通消息，甚至口头拍板成交。

 随着晚清政府对公权力的滥用，股市开始渐渐异化。政府对官督商办企业的干预，使得投资者无法预计其发展前景。分红越来越少，股东所有权也名存实亡。清政府通过衙门化的管理方式，将出资人的话语权缩小到近似于无。这一时期，中国股市出现一种矛盾而荒唐的行为：在一级市场中拒绝与躲避，在二级市场中炒作与投机。

 一级市场的冷遇，从李鸿章1887年发行“中国铁路公司”股票时便可见一斑。100万两的融资计划只完成了10.85 万两，上海英文报《北华捷报》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之前的轮船招商局等招股后，却在重大事宜上从不尊重投资者意愿，导致投资者丧失信心。然而可笑的是，大清子民并未丧失“赌性”。此时的二级市场反而被热炒，凡是能公开交易的上市公司，股民们“趋之若鹜，一公司出，不问好歹，不察底蕴，股票早已满额，亦麾之不去”，“其实十之八九皆非真欲买股之人也”（《申报》），甚至连官方的对外战争赔款、铁路建设专款等巨额资金，也都大规模违规入市，支撑起官员们的“老鼠仓”。

 一个股民权益无法得到保障、以投机为主导的证券市场，频繁的暴涨暴跌必为常态。仅1883~1900年，在不足20年的时间里，上海就发生了四次金融恐慌。破产关闭的企业商号多达400家，股票价格一泻千里。市价曾被炒高到265两的轮船招商局股票，两年后便跌至90两，各省矿业公司的股票更是分文不值，让上海股民吃尽苦头。

可是，财富只会转移，并不会无缘无故消失。爆炒风暴的最大赢家，一是寻租的官员，二是那些利用清政府想迫切进行民营化改革的心理“搭便车”的上市企业，以政府之名，行掠夺之实。不少民办企业拥有官僚背景，“大而不倒”，融资敛财肆无忌惮。例如以铁路公司高管为核心的既得利益集团，势力越做越大，“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他们不惧怕亏损，即使濒临倒闭，也有政府国有化这张底牌。川汉铁路公司高层甚至借国有化之际，要挟中央政府为其违规炒股亏损的300万两巨额亏损买单。

很多人认为清末频发的投机泡沫，是因清政府缺少证券立法，各项监管规则空白所致。但如果政府缺失公信力，无原则无定力，朝令夕改，反复无常，导致民间机会主义盛行，纵然像美国罗斯福总统那样出台几套《证券法》、《银行法》，也会是一纸空文。

看如今的中国股市，距1999年我国首部《证券法》正式实施以来也有十来个年头了，上市公司不分红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泡沫投机也是有增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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