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清廷为了救亡图存，11 月 3 日资政院急忙拟出《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由皇帝同日颁行。其主要内容是对 1908 年的《钦定宪法大纲》作了重要修改，从原来类似德、日两国的君权为主的君主立宪制，改变为类似英国的议会权力较大的君主立宪制。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可惜迟至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之后大半个月才抛出来，只能算是一则可悲的黑色笑话了。

    盛宣怀为了应对革命，把失宠赋闲的袁世凯重新推举上了台，结果袁世凯倒打一耙，直接把清王朝送进了历史的尘埃。

    盛宣怀沦为清王朝的替罪羊。在“杀盛宣怀以谢天下”的风声中，资政院弹劾盛宣怀违宪、乱法、激兵变、侵君权；1911年10月26日，清廷将盛宣怀革职，永不叙用。其后三天，在美、日外交官员的保护下，盛宣怀逃亡日本。

    1912年（民国元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通过代表告知盛宣怀，民国对他并无恶感，若肯筹款，自是有功，外间舆论过激，可代为解释。9月，盛宣怀从日本回到上海。翌年，汉冶萍公司召开特别股东大会，推选盛宣怀为总理和董事长；招商局召开股东大会，选举董事会，盛宣怀为副会长。1915年，日本曾试图拉拢盛，但遭到他的拒绝。1916年4月27日，盛宣怀病逝于上海。

民国时期，大祖父仲雅公定居上海，继续任职招商局、仁济和保险公司和上海广仁善堂等机构。大总统黎元洪以其办理赈灾有功，颁我曾祖母黄太夫人“乐善好施”匾额，悬挂厅堂；家父庞励初亦获颁授宝光嘉禾章。大祖父谢世后，时值上海沦陷，广仁善堂经费不继，最后迁至白克路（现凤阳路）修德里我家旧居客厅，由家父励初公主持维持济贫施诊等业务，勉力支撑经年，无奈方告结业。

以史为镜，端为造福

上文以盛宣怀为主线，回眸晚清后期引进西方科技，致力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并且十分重视货币金融的控制作用；结果不足以造就真性的民富国强，也挽救不了皇权没落的厄运。成为莫大讽刺的是，恰恰就是盛氏为国家铁路财政殚精竭虑、身体力行的金融大方略，其合理性至今仍经得起推敲，但在一个极端落后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加上信息不对称和法律程序缺失，迅速演变成了一剂倾覆276年偌大王朝的自我毁灭致命毒药；多难的中华民族仍将在战乱和失落的漫长悲情岁月中寻找自己的方向。

念祖怀旧读史，发思古之幽情，宝鉴后世尘缘乎。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有句名言：“谁控制货币，就能控制世界（Who controls money can control the world）。”但是，这种控制力如何取得，如何发挥，孰正孰负，究竟造福为祸呢？

    放眼今日世界，本轮金融危机充分昭示了货币控制作用的两面性，也就是说，金融的伟力，可以造福人类，也会成为另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的货币金融霸权，曾经为全球经济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但是霸权的自私特性，以及过度金融化失控，终于给全世界带来了严重灾难，并正在沿着不可持续的路向，酝酿着灾难性的货币总危机；如果不能实现根本性的改革，整个人类大家庭将为之付出不可胜计的代价。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不是一个孤立的命题，而是与国际社会政治格局演进相配套的系统工程。只有在具备“权力制衡”功能的“一超多强”局面大背景下，一个能够与各国主权货币并行不悖，“无偿发行”、自由交易、自由兑换，并且具有法定地位的统一超主权世界货币方才可能登临历史舞台。

盛宣怀“办不动，来不及”的六字真言成了清朝宿命的籖语。在后工业化信息时代的现代世界，这种悲剧依然非常容易反复重现；除非在危机到来之前未雨绸缪，危机既临之际“与时间赛跑”。（完）

写于2013年底

（思进注：除注明作者之外，所有文章皆为思进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