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清政府决定铁路干线由政府出面筹款建设，但苦于囊中羞涩，盛宣怀不得不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磋商数月，会晤将近20次，辩论止数万言。于原约稍可力争者，舌敝唇焦，始得挽回数事，实已无可再争”。贷款合同的条款不断地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不仅年利率维持在5%，不到国内钱庄和票号贷款利率之半，而且所贷款项的半数可以存在交通银行与大清银行，等于为这两家国有银行提升了头寸，而原合同规定只能存在四国银行。同时，合同还删除了原定四国有权参与建造若干支路的条款，并规定所用铁轨必须使用汉阳铁工厂的国产品，其他的原材料则进行国际招标，不再由外方指定。盛宣怀相信，根据这一合同，资金到位后，粤汉铁路3年内就能全线接通，10年内可以开始还本。

    但是，这一平等的借款协议，成了既得利益集团和反清革命运动联袂攻击政府的依据，“卖国”“贪赃”的罪名几乎成为盛宣怀和邮传部的代名词。

    盛宣怀办理洋务虽然功勋卓著，但他在经营中获得了巨大的私利。时在大清国，对外采购和引进外资时吃回扣、“加帽子”（在定价上加虚价中饱私囊），不仅是潜规则，而且是显规则。近水楼台的盛宣怀，已成为一代首富，号称“一只手捞十八颗夜明珠”（经元善评价)。此时人们纷纷质疑盛宣怀出于贪心，不惜卖国害民。

    而且，盛宣怀代表清廷实施铁路国有化政策，竟然没有执行立宪后应有的“法律程序”。《四川保路同志会宣言》指出，清廷对外借款未交资政院议决，收回铁路未交本省谘议局讨论，商办铁路也未依《商法》、《公司律》付股东会商。民间激愤形诸言表：

“新内阁之蛮野专横，实贯古今中外而莫斯为甚！吾人当此不争，则宁缄口结舌，永远不置立宪二字以齿牙。如尚欲据宪法数十条文，以苏吾国而活吾民也，则惟据死力争。”

    不久，四川进入全面的战争状态。9月25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等宣布荣县独立，这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最先建立的革命政权，成为成都地区反清武装斗争的中心。

    盛宣怀终于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上奏摄政王载沣，同意将700多万两现银退还给四川省支配，其余已经用了的路款转成国家保利股票。10月10日，上谕同意盛宣怀的这套方案。但是，就在这一天，武昌起义爆发，随即多省响应，纷纷宣布光复。

    清廷为了救亡图存，11 月 3 日资政院急忙拟出《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由皇帝同日颁行。其主要内容是对 1908 年的《钦定宪法大纲》作了重要修改，从原来类似德、日两国的君权为主的君主立宪制，改变为类似英国的议会权力较大的君主立宪制。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可惜迟至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之后大半个月才抛出来，只能算是一则可悲的黑色笑话了。

    盛宣怀为了应对革命，把失宠赋闲的袁世凯重新推举上了台，结果袁世凯倒打一耙，直接把清王朝送进了历史的尘埃。

    盛宣怀沦为清王朝的替罪羊。在“杀盛宣怀以谢天下”的风声中，资政院弹劾盛宣怀违宪、乱法、激兵变、侵君权；1911年10月26日，清廷将盛宣怀革职，永不叙用。其后三天，在美、日外交官员的保护下，盛宣怀逃亡日本。

    1912年（民国元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通过代表告知盛宣怀，民国对他并无恶感，若肯筹款，自是有功，外间舆论过激，可代为解释。9月，盛宣怀从日本回到上海。翌年，汉冶萍公司召开特别股东大会，推选盛宣怀为总理和董事长；招商局召开股东大会，选举董事会，盛宣怀为副会长。1915年，日本曾试图拉拢盛，但遭到他的拒绝。1916年4月27日，盛宣怀病逝于上海。

民国时期，大祖父仲雅公定居上海，继续任职招商局、仁济和保险公司和上海广仁善堂等机构。大总统黎元洪以其办理赈灾有功，颁我曾祖母黄太夫人“乐善好施”匾额，悬挂厅堂；家父庞励初亦获颁授宝光嘉禾章。大祖父谢世后，时值上海沦陷，广仁善堂经费不继，最后迁至白克路（现凤阳路）修德里我家旧居客厅，由家父励初公主持维持济贫施诊等业务，勉力支撑经年，无奈方告结业。（完）

写于2013年底

（思进注：除注明作者之外，所有文章皆为思进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