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游日记》记载了盛氏一行在短暂驻日期间，关切与思考立宪、工业和货币金融等问题，努力吸取日本成功改革经验。

    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后第二年，清廷授予发行银元、银两两种钞票的特权，以为民用，使为整理币制之枢纽。当时发行的纸币是一种银两兑换券，由英国伦敦一家公司印制；从此中国有了第一张本国银行发行的现代形态信用纸币；金融大权，不再为外商银行所把持。除发钞外，该行并代收库银，全国各大行省，均先后设立分行，计有北京、天津、保定、烟台、汉口、重庆、长沙、广州、汕头、香港、福州、九江、常德、镇江、扬州、苏州、宁波等处，业务极一时之盛。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京行首遭焚毁，天津分行亦随之停业，业务渐告不振。到光绪三十一年只剩下北京、汉口两个分行和烟台一个支行了。

    1905年以后，由于铁路外债存款有了较大幅度增长，该行业务开始全面好转。存入主要来自清政府的存款、盛宣怀控制的企业和铁路外债存款，贷款方向主要是洋行、中国商号和钱庄。该行支持国营企业，放贷给清政府兴办近代工业，也对华资私营工业企业起到了扶助作用。

    辛亥革命前夕，中国通商银行资金实力远远超过传统钱庄，可用的资金高达1 000万两。

    1905年9月27日（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廿九），清政府在北京设立“户部银行”，是我国最早官方开办的国家银行。1908年7月1日起，户部银行改名为大清银行，厘定《大清银行则例》二十四条，进一步确定该行的国家银行性质。

    光绪三十三年(1906)下诏预备立宪。1907年又在中央筹设资政院，在各省筹设谐议局。各地立宪派政治团体，发表宣言，鼓吹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并发起国会请愿运动，要求速开国会，颁布宪法，缩短预备立宪期限等。1908年，清政府宣告“9年后实行立宪”，同时颁布《钦定宪法大纲》。

    随着立宪运动兴起，盛宣怀进一步认为建立中央银行是健全银行体系的基础之举，特别在货币发行等方面，即所谓“齐其末，必先揣其本，中央银行实发行国币之根本之地也”。盛氏指出：中央银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银行，它是“握全国金融之机关”，“将来新币均需发交中央银行，再行分给各处官商使用，纸币亦然，是国内之出入财政，皆属该银行特权”。他明确要求，“中央银行本不当以零星放账为能事，转与商民争利，要在代任国库之出纳，扩张各公司各银行之资力，尤要在司理画一圜法之关键，流通纸币之兑换及其推广也。国内公债票之收发，皆当为之提倡，收其效验。故中央银行之建设，当集各国精华为吾一国之取法也，庶成效广而利益多。”

    《东游日记》中可见，盛氏在疾病缠身之际，广泛接触日本金融界人士，深入了解其详，谋划设立中央银行等深化改革大计。

    11月14、15日，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逝世。

    盛宣怀18日登轮返国，25日抵上海。这次出访对他触动很大，进一步加深了对货币经济的认知。他曾密函一封给立宪派人物，度支部尚书爱新觉罗·载泽，说到“宣怀生平未尝亲历欧美，仅此次东游一观大略，见该国地狭民贫，所赖以存者，财政办理得法耳……”（待续）

写于2013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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