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的逻辑》后记

货币是个引人入胜的研究课题，因为事关国计民生，涉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并且充斥神秘与悖论；似乎什么都简单明白，又像总是说不清，道不明。

一个多世纪以前有哲人以为，货币如同一层面纱而已，真实的力量是人们的能力，他们的技能、智慧和掌握的资源，他们的经济与政治组织模式等等。

英国著名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世界统一货币倡导先驱者约翰·斯图尔特·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如是说：

“简言之，就本质上来说，在社会经济中没有比货币更无关紧要的东西了，只是具有意图节省时间与劳动的特性而已。它是一种可以更快、更方便地办事的机制，少了它会缓慢而不便，只是像许多机器设备那样，当它失常时，会发挥自身特有的独立的影响。”

此话不虚，货币就像水、空气和阳光一样平常无奇，却无比重要。特别是，我们必须看到，当它失常时，会发挥自身特有的独立的影响，几乎没有一种人为发明可以比它更加严重地危害社会。

失常之所以发生，责怪的总是策略，或者金钱万恶；但实质上往往因为忘记了货币的本质，或者明知故犯地背离了货币的本质。

“凯撒的当归凯撒，上帝的当归上帝。”

打疼了才知道自己弱

1840年鸦片战争，拉开了中西大碰撞的历史帷幕。面对列强入侵，积弱不振的大清帝国每战必败，割地赔款、奇耻大辱，接踵而至。

清政府主流派顽固依然，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但在强敌环伺的无情现实面前，特别是1860年太平天国起义后的严峻形势下，不得不勉为其难，容许洋务派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前提下，以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方式，引进西方船坚炮利的先进技术工艺，发展新型工业，以图增强国力，挽救“天下危局”，维系皇权于不堕。

1861年1月，清廷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年曾国藩创办安庆军械所仿制西式武器，在全国掀起了“师夷之长技以自强”的改良运动，标志着一场“洋务运动”的开始。这较之日本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先行一步，早了七八个年头。

至于这场变革中货币金融的重要意义，茫昧颟顸的顽固官僚们固然昏蒙莫名，就是洋务派先进人士，起先也乏人关注。

正如著名的李约瑟难题质疑科技领域那样，中国货币金融早期拔了许多头筹，近代史上的发展状况则每况愈下。到清朝中后期，不但抱残守缺，滞留在银两实物和天圆地方铜钱混用的祖传通货旧制不见长进，且因外国势力侵入，更加恶化了中国的金融环境，致使“圜法紊乱、匪夷朝夕”；乃至外国人士对中国货币状况进行考察后，认为“币制之坏，至中国而极。”

19世纪末，清廷为洋债负重累累，据统计可以确认的外债有208笔，总额约 13亿余两。而政府年度财政收入不过1亿两左右。当时以英国银行为主的约10家外国银行，利用给清政府放贷攫取各项政治特权，形成了一个主宰中国金融的网络。它们垄断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国际汇兑，发行货币，操纵汇价，在商品竞争上压倒了中国的民族资本，并且在金融、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朝野震惊之余，有识之士痛感中国国势之羸弱，与明治维新大见成效的日本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迫切要求改革政治制度，催生了短命的百日维新，以及时不我予的立宪运动。

甲午战后，通过各派人士的反思和检讨，洋务运动与维新、立宪运动呼应唱和，取法西方以发展新型工业的努力，得到了更大共识，呈现了一种深化发展的趋势。极端保守的老佛爷的态度也有了明显转变；中央政策不断放宽尺度，以至开放民办大型股份制企业。这场运动虽然问题丛生，一波三折，还是一直伴随着命运多舛的晚清迤逦而行，直到皇朝末日。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现代金融业，那时节从无到有，脱颖而出。

写于2013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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