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莫开伟

改革开放之后中老年人和年轻人经历的重大瘟疫应该当属2003年的非典和今年的新冠肺炎了，相对2003年的非典，今年的新冠肺炎传播速度更快、感染范围更宽，中招的人数更多，破坏性更严重，这其中的原因是我国大城市聚集的人口越来越多、人口流动数越来越大和频率越来越高、交通运输越来越快捷。2003年发端于广州的非典，那时全国还几乎没有什么高铁，民航也太不发达，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年我国有一些地方还存在非典的空白之处，而今年的新冠肺炎全国所有省份没有能幸免的，即便是西藏也确诊了冠状病毒患者。这就是现代化社会和越来越庞大的现代化城市带来的隐患。

瘟疫是恐怖的，人人都害怕，它对民众带来生命健康的伤害和财产损失是巨大的，对社会经济发展也带来多种负面影响，甚至有可能让一个国家的经济出现严重倒退。所以，瘟疫是个社会大问题，每当疫情发生时，人们都极力想控制它、甚至消灭它，政府也都想制订长久有效的措施彻底根治它；可是时过境迁之后，人们又都是好了伤疤忘了痛，政府在治理上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出台。所以，当疫情发生时，总逃不出束手无策和无所适从的怪圈，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一件事情。

我国不到17年时间就发生两次重大波及全国的瘟疫，频率算是非常之高了，可以说如果我们不在相关经济政策上进行积极有效的调整，说不定过上十年、八年再来一次瘟疫都是有可能的，这绝非危言耸听。

由此，这次新冠肺炎之后，我们各级政府、全体民众应对疫情问题引起足够重视，应进行认真反思和彻底总结，仔细研究瘟疫到底如何才会发生，到底该对瘟疫制订何种长久有效的治理措施，同时在社会治理上如何把预防社会重大流行性疾病纳入政府施政目标？只有在厘清这些问题之后，对症下药，才可能避免各类瘟疫的再次发生，即便是有瘟疫发生也能得到及时控制，不会引发社会恐慌。

那么，应对瘟疫长久之策到底是什么？从当前中国现实出发，应该是对我国经济发展政策进行积极调整，也即我国经济发展目标、经济发展方向、经济发展速度等方面必须有所转向。具体来说，在四方面需进行及时调整。

其一，城市化、城镇化方向必须有所调整，不宜盲目追求速度。大城市资源过多，医疗、教育、就业、养老、公共交通、工商企业等方面是其他中小城市远远无法比拟的，这样就容易聚集过多的人口，一旦疫情发生，容易导致控制困难，也容易诱发各种社会恐慌，也更容易向外辐射传染。由此，当前我国提倡的城市化率、特大城市发展规划、人口城市化率等指标不宜人为求速，而是应该遵循自然增长规律，服从预防疫情、战争、城市污染等方面的需要，未来把资源向中小城市、尤其是农村中小城镇的投入，让全县及以下的乡镇能留住人口，以免在疫情发生时带来各种严重的社会损失。

其二，产业重心应适当分散，不能只集中主要大城市。未来在国家工业布局上，适当在地域、城市上做出更为科学合理的安排，不能只将一些重要工业布局到主要大城市，更不能集中到东南沿海城市。除此之外，适当有计划地将一些产业布局到中小城市，可以让我国一些重要工业企业适当向中小散方向转移，尤其可把一些涉农的工业产业向农村城镇转移。这样可让大量的劳动力离土不离乡，避免人口大规模的跨省流动，也可节约人员流动成本。同时，现代5G通讯信息技术及飞速发展的交通运输能力，尤其是电商迅猛发展，分散的工业在生产与经营规模效益上也不会有多大的负面影响。

其三，可适当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不能把追求GDP当成政府考核的重要目标。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虽然中国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使中国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一直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速度，就是近几年来才有所下降。但这种高速度是一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透支性速度，对环保欠账太多，导致我国空气、水、土等各类污染的日益严重，这对疾病发生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此，疫情之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在确保就业稳定的基础上，可容忍其适当降低。虽然，近年我国对环保越来越重视，推出了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措施，比如“三补一去一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僵尸企业出清等等，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力度远远不够，下一步应抱定壮士断腕决心，在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上出台更多、更有效、更过硬的措施。

同时，对各级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也应建立更为科学合理的衡量评价机制，不仅包括经济增长能力、社会清理能力，更应包括重大自然灾害比如地震、海啸、疫情等快速应变与处置能力。对政府官员不能唯经济考量，更不能因为经济发展而“一俊遮百丑”。虽然中国近年在对政府及其官员的考核上有所转变、方式也更为合理，但仍不能摆脱经济挂帅的窠臼。尤其，应建立官员政绩科学评价机制，开启建立“民评官”机制的新气象，改变过去对官员评价的“唯上不唯下”不良倾向，督促各级政府官员不仅对上级负责，更要对民众负责。

其四，建立更为有效的环保社会机制，提高全社会环保意识。我国近年在环保上加大了治理力度，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但仍有一些地方对中央的禁令采取有选择性地执行，有利的就执行，没有利的就阳奉阴违，使一些环保政策措施悬空或被打折扣，整体社会环境治理并不令人乐观。这其中的原因就是一些地方政府主要追求GDP政绩导致的，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官员自己屁股不干净从中牟利的因素；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地方舆论被压制，环保舆论不能上达，社会监督力量薄弱；有些地方连老百姓反映的环保问题都充耳不闻，甚至采取打压手段，这让我国环保陷入了错综复杂的尴尬局面。比如在禁止吃野生动物上，虽然国家出台了禁令，但各地没有认真执行到位，运动来的时候搞一下，运动之后对禁令也就束之高阁，不当回事，以至贩卖野生动物在我国一些地方还相当猖獗。

由此，推进我国环保事业，还须进一步加大力度，主要是建立好社会治理机制，除了各级政府加大宣传力度引导民众提高环保意识之外，应建立和完善社会监督机制，形成全社会齐抓共管氛围，使损害环保的任何行为都处在有效的社会监督之下。一方面把环保纳入政府施政重要目标，出现重大环保事件，当地政府官员直接摘帽；建立完善的巡查暗访制度和举报制度，委派人员对各地环保进行督查，对任何不执行环保政策、破坏环保的行为，对当事人或企业进行严厉处罚，实现零容忍，发现一直严查一起，企业一律关闭破产，并让相关责任人承担刑事责任，唯有用重典才能起到有效的震慑力，真正营造全民齐抓环保的良好社会局面。

除此之外，我国各级政府在应对重大舆情方面，官方媒体应及时、全面、客观地将情况反馈给民众，建立政府与民众良性互动舆论信息传递机制，给民众提出各类有效的预防措施，提高全民预防能力，防范事态向恶性方向转化。杜绝或避免一切掩盖事实真相、搞虚假宣传蒙蔽民众的行为；尤其不能对反映事实真相的非官方媒体或个人动辄扣上造“谣言”的帽子，只要是积极献言、出于挽救危机的都应给予保护；否则，只会将事态推向更坏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