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旁的绍清到底年轻，没什么顾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他最关心外公的身体状况，忍不住地问道：“孙同志，我外公有哮喘病，他最近来信都没有提，我们挺担心的，得请专家看一下了。”   

（接上）经绍清这么一说，几十年来，梗在淑婉心中的委屈与不悦，一瞬间就要爆发了。纪翔的哮喘病就是在北京得的。他是南方人不适合北方的气候，当年她是不同意他去北京的，可是建国初期，商务馆的领导需要他北上，那是中共中央的决定。那时他深受党内领导的信任。作为回报，他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有一天甚至晕倒在办公室里。谁能料到就为了一句话，他被定性为“右派”，又下放到缺医少药的“五七”干校，病情因此越来越严重。

现在她看得见的“实际困难”，就是让纪翔尽快回家，他们不再两地分居了。而看不见的委屈就更多了，尤其是对绍清的亏欠，丈夫“不清不白”的政治身份，令她不得不夹紧尾巴做人。绍清成长的过程，也是家里最怕出事的十年，每天都是陪着小心过日子。她告诫绍清“在外面要多加小心”。那年头要保护他不被欺负，就只有让孩子远离是非。 

她会过问绍清的朋友圈子，旁敲侧击地探询“那人的父母是干什么的，家里是什么成分啊？他们人好吗？”绍清总是千篇一律地回应说，“他们都很好的。”在绍清眼里全是好人。这就应验了她的忧虑：这孩子不识人头，不晓得人心的险恶。所以哪怕他个子再高，高出她整整一个半头，她还是把他当孩子，竭力保护在自己的羽翼下。没办法，家里的男人政治上都“不清白”，都不敢抬起头来做人，绍清要是遇着麻烦，也只有她能站出来。原先她还想呢，她过分呵护绍清，是否会扼杀他的能力。然而就在刚才他敢于质问来人，为他外公抱不平的表现。她委屈的同时，又感到很宽慰。

孙梓文哪里知道淑婉的想法，他们是有备而来的，因此从容地陪着笑脸说：“为了弄清王老的身体状况，我们请专家会诊过，他除了哮喘没有其它病。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馆里希望王老发挥余热，他在北京还要工作一阵，有困难我们可以解决。”  

孙梓文说着这番话的时候，淑敏恰好塞完最后一个油面筋。她刚想走出来，向他们提要求，不料绍清又说话了：“孙同志。我们家以前有电话，后来……后来被拆掉了。我们家需要电话，即使外公没空写信，给家里来个电话，大家也就放心了。所以，请您把这一条汇报上去。”

孙梓文看了绍清一眼，立刻点头笑道：“很好，这一点很具体，按照王老的级别，应该没问题。”之后他转向淑婉，笑着问道：“您有什么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