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欧美，税收往往是激烈政治争论的来源。比如1776年，美国因不满英国的高额税收引发了美国革命；两个多世纪过去了，里根当选为总统的平台是大幅削减个人所得税，在他8年的白宫生涯里，个人收入从最高税率的70%下降到28%；而1992年，克林顿能当选总统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乔治布什打破了他1988年竞选时“不增加新税”的承诺；目前民主、共和两党为了究竟是增税还是减税，依然争论不休。

通常政府颁布税收法来提高财政收入，而这些收入必定从别人口袋里掏出来。例如当政府要征收一种商品税时，对买卖双方来说是都很糟糕：消费者支付了因税收而提高的价格，而商家则可能由于减少销售而减少收入。利用“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的原理，可以发现税收对买卖双方的成本，超过了政府增加的财政收入。这种因税收（或其它政策）减少总盈余的扭曲市场的结果，在经济学中被称为“无谓损失”（Deadweight Loss）。

而无谓损失（Deadweight Loss）又称死三角，指由于政府税制等因素引起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得不到的那部分，使资源得不到最佳限度的分配。消费者会因为得不到的那部分，造成对原本平衡的商品需求，或减少消费。

与此同时，无谓损失会造成生产者的损失，特别会阻碍核心生产者所带动的产业效率。长期的无谓损失也可能被称为“垄断或税收的超额负担”。

那么有没有一种理想的税收呢？

美国19世纪经济学家和社会哲学家亨利乔治（Henry George），在他的《发展和贫困》一书中认为，政府的所有税收应全部来自土地税！他声称这种“单一税”是公平和有效的。乔治的想法在政治上，为他赢得了大量的追随者，1886年差一点竞选为纽约市长。

乔治有关土地税的提议，主要动机是出于对整个经济福祉的分配。他谴责令人“震惊的极富、与极其穷困之间的反差”，并认为土地所有者从整体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受到了极大的益处。这从现代经济学租房市场的供求关系中，可以获得详细的解答。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移民人口的上升和技术进步，将导致收入的增长，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土地的需求也将上升。但土地的数量是固定的，供给完全无弹性。需求的快速增长，以及供给的缺乏弹性，导致土地上的房租大幅提高。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得富有的地主更加富有。由于供给弹性为零，地主将承担整个税收负担，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效率了。

正如我们刚才所讨论的，税收的无谓损失将取决于供给和需求的弹性。因为供给完全无弹性，税收对土地不会改变市场的配置，当然就不存在“无谓损失”了，政府的税收收入正好等于地主的损失。

虽然征收土地税从理论上来说，似乎极具吸引力，但实际做起来却不那么简单。对土地征税而不扭曲获利的经济刺激，也必须向尚未开发的土地征税。而土地的价值往往在于清理树木、提供污水渠和修建道路，与供给尚未开发土地的区别是，经过改善的土地供给弹性大于零，如果对其征税便会扭曲激励机制，地主就将投入较少的资源来改善他们的土地。

如今仅极少的经济学家支持乔治——征收土地“单一税”，因为潜在的问题不仅包括改进税制，而且税收收入本身更无法支付当今日益庞大的政府开支。此外在美国，没有一个税种能长期保持不变。地方、州和联邦政府的政策制定者经常增加这一税种，或降低另一税种，“无谓损失”将随着税额的大小变化而改变。

但决策者并不认同这些。在任何市场中弹性的供给和需求越多，扭曲市场税收的行为也越多，因此而更可能减税以增加税收。一般的教训是：政府财政收入的收益或亏损，不能仅仅通过观察税率来计算，这取决于税收的变化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

总之，如何收税，怎么样确定税率，是一门大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