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可以看到：教堂里，义工们忙碌着为贫困者免费供应晚餐；志愿献血者在排队等候向陌生人奉献宝贵的鲜血；高速公路行车故障，有人停下来卷起袖子义务帮忙；残疾人特别得到尊重和照顾；任何医院，对急诊病人不问支付能力，一律无条件救治；非法移民子女同样享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人们情愿为需要救助的他人贡献自己的力量，乐此不疲。

人们不禁要问，这些无名的或著名的好心人，这些服务周到、利益共享的大企业，还有“马歇尔计划”“布雷顿森林体系”这样国家级大手笔“利他”行为，莫非说明美国人真是善良无私？

其实恰恰相反，美国人相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天使圣徒的行为，对普通人来说，“利人”并不需要以“不利己”作为条件和前提，利己之心才是利他行为的真实动力。

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是美国免费公立小学和学校奖学金制度的最早倡导者，主张富裕家庭应当多出钱，资助他们居住地区的学校。他认为，富人出于利己的动机，应该会支持这个主张。1818年1月14日他给友人坎培尔的信中说：从来富不过三代，富人的子孙很有可能不久就成为穷人，到那时候，这些子孙也同样可以享受由别人资助的免费教育和奖学金。

1972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艾罗，诠释杰弗逊提倡的美国式“利他”行为的本质为一种社会性“潜在契约”。用上面的“献血”例子，可以直观地说明这个道理：今天我献血，并不知道我的血会救了谁的命，也并不指望在我需要用血的时候，那个受血者会为我输血。但我相信，由于我和别人生活在一个需要时有人相助的潜在契约关系中，当我需要用血时，一定会有别人为我输血。

社会潜在的道德契约一旦遭到大规模破坏，就会产生一种相反向的恶性循环。人们越是在自己需要他人或社会帮助时得不到帮助，就越可能在别人需要帮助时，冷漠以待、袖手旁观。例如当腐败成为行业普遍潜规则，血站与医院拿着公民的“无偿”献血去牟取暴利时，志愿者就越来越少。如果搀扶一位摔倒在地的老人，很容易遭遇“碰瓷”诈骗，带来一大堆麻烦时，许多人望而却步了。

每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都要牟取自身的最大利益。但是，人与人之间一旦形成这种潜在的社会契约关系，它就会以一种“对他人有好处”的方式对社会尽责任。民主、人权、职业道德等都具有这种社会契约的性质。这种“利他之心”并不“高尚”“纯洁”，但是“实实在在”。

（美国式利他的信仰源头、形成过程、儒家文化中相似精神，详见《美国凭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