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缘

吕铭康

（刊于：青岛日报 2016-12-5）

也可能是由于我家经历过战乱，多次在广州、香港、上海等城市辗转搬迁，及至1950年底全家才在青岛定居，那年我7岁。父亲是做进出口生意的高级职员，家里仅有一本老版的《辞海》和一套《东周列国志》。我是从看张乐平的漫画集《三毛流浪记》《三毛从军记》等开始对书产生了浓郁的兴趣。

    因是广东人，上世纪50年代初，父母每逢周日即带我到中山路的广东饭店“英记楼”（与劈柴院比邻）喝早茶，与老乡相聚。而我总是溜到隔壁的劈柴院入口处的书摊看书或买书，从而结识了老板老田，他高高瘦瘦、脸上有点麻子，待人接物热情和蔼。1956年“公私合营”后，老田被调到“祥记行”书店（中国影剧院对面）做营业员。日久天长，我们也成了朋友，他文革”中，“祥记行”更名古籍书店，我们还常见面。在现在的国货公司南侧就总及时给我介绍一些新书。“是新华书店，这是当时青岛最大的书店。比我年长8岁多的年轻店员崔平，写了一笔好字，门口的新书广告就出自他手。我们很快也就熟悉了起来，直到我们都退休后还经常见面。记得2007年，我们共同应邀去参观筹建青岛奥帆基地的活动时，彼此谈兴甚健，还与另一位老友合影留念。不料时隔不久，崔平就不幸病逝，令我抱憾不已。那时，青岛还有家“复兴书局”，在平原路21号，这是孙敬修先生开设的私人书店。店内进门处就设了桌子，两旁的两把大木椅子，还备有茶水。这些老学者、老顾客来此，往往可以坐在这里边品茶、边查阅。1956年改为“合作书店”体制，1964年停业。儿提的我，自然是囊中羞涩，来这里就是以看书为主，但老板从不排斥我这样的小顾客。后来听说，大学者黄公渚、目录学家张铮夫、国画家杜宗甫、水彩画家吕品等文人墨客，都是这里的老主顾。时任交通部长章伯钧于1955年、国务院副总理陈云于1957年，都亲来复兴书局购过书。前些年，我有幸与孙玉琨（市南区教育局退休教师）结为好友，原来乃父就是孙敬修。

因我自小莫名其妙地酷爱上京剧，其中有许多传统戏是出自古典名著，于是我就买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来细读，后来读初中时才看的《红楼梦》。就这样，这些名著引导着我，渐渐地与书结缘。

可是在我13岁时，母亲病故。父亲娶来的继母对我非常刻薄，乃至连果腹都成了问题；4年后的1960年，父亲也去世了，此刻的我已经是完全的一贫如洗，紧接着又遭遇了“三年大灾荒”，谈何买书？那就想办法借书呗！

那时，我在西镇的24中读高中，附近的东平路是当时的台西文化馆图书馆。每天放学后，我就来到这里，天长日久就与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熟悉，并非常主动帮着他们接待读者。我就可以拿着网兜借书。为了及时还书，我回家后，几乎是吞读。顾此失彼，我的功课自然也就每况愈下了。我有位同学的父亲是医学教授，家里有不少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等外国文学大师的名著。我就经常去借，并且连同他父亲刚刚看过的《参考消息》（当时的一般人是不能看这份内部报纸的）都一并借来。记得1961年寒假格外寒冷，我当时蜗居在7平米西北向的小屋，饥寒交迫，根本生不起火炉。就天天一早跑到对门胶州路市立医院的一楼内科门诊门外占座，冒充候诊，因为那里有暖气。就这样，我读了大量的书，既暖了身上，也暖了心上。

我于1963年20岁时做了业余学校的老师，每月工资是30·5元。于是就千方百计节衣缩食，余下的钱都订阅了京、沪、津、粤等地的晚报、《萌芽》《电影艺术》《文艺报》等杂志和买当时走红的散文家杨朔、秦牧、刘白羽，以及马南邨（本名：邓拓）的《燕山夜话》等书。我也邯郸学步写了点杂文或散文投稿，我的一篇小杂文于1965年终于得以见报。可惜好景不长，“文革”一来，我竟然也受到莫名的冲击，珍藏的《燕山夜话》（还逼我在封面上画上红叉，表示批判）等有限的几本书也被迫上交。“文革”工作组还强行抄了我的家，我的读书梦彻底破灭。1972年初，我被借调到市南区宣传部门主编门前的宣传栏，撰写“大批判”材料，因有些内容涉及到有关史料，我就主动提出到鱼山路的青岛市图书馆查阅资料。凭着区里开的公函，有幸看到了《胶澳志》等史料。此时，我灵机一动，趁机还借阅了当时根本不对外的《诗人玉屑》《艺概》等文艺理论书。可这些书都不能外借，我就每天带着干粮，中午边吃边抄录。那时，我就深感：借书不如买书！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大环境愈来愈好，我的收入也日益见好。于是，我就尽可能地买书。很快，我的各类书籍与日俱增，书橱也日益增大，连吊铺都装满了书。以致前些年老房拆迁时，用我老妻的话来说，就是“累在书上”。至于那些破旧家具，连同我几次量屋定做的大书橱，因搬不出去，只好全都遗弃，唯有我那些书，确令我苦不堪言。反复思考，毅然决然，觉得原来放在吊铺上的那些书，已是多年没翻动，就让妻子将之卖与楼下收废品的。万没想到，竟有一吨，五毛一斤，也就1000元钱。此事，被几位爱书的朋友获悉，一概深表遗憾，而我却觉得，既然如此，只好如此，无可奈何，弃之可也。为了那本来摆放在书橱的书，就请来了四位家政服务大姐，整整忙碌了一天，最后竟装了近40多箱（是那种类似装香烟的大箱）。幸而一位朋友提议，先把30箱书暂时存放在他们企业的废弃礼堂里。搬时装满了一卡车，搬运工直说：与家具比，这一箱箱书是死沉死沉的。于是，常用的就随身带往出租房，此时也就只敢打开非常迫切要用的几箱，其他的3箱，就原封不动堆在一旁。

经过了几年的望眼欲穿，新房竣工。我迫不及待地办完一切入住手续，就立刻专门定做了5个两米高的大书橱。恰逢我那暂存30箱书的礼堂要拆，我忙请搬家公司将之运到新房，堆得满地都是。为了使新买的家具能够及时搬入，便赶紧请两位年轻朋友来帮着装书。结果是不但装满了所有书橱，而且连橱顶也充分利用，都顶上了天花板。还有我那暂住的出租房尚有不少新书，于是又请他们二位来，一气装了7大箱，再加上没开箱的3箱，哇，还有10箱。这可怎么了得？妻子决定再买个书橱，所有书橱每格一律装成前后两排，根本顾不上什么视觉美感，能装下所有的书就谢天谢地了！

2011年立冬日，时年68岁的我终于如愿以偿地入住高层新居，有了自己的书房，虽然只有12平米，但6个新书橱装满了我心爱的书，还有须臾不能离手的电脑。因为我一生都是在“夹缝中求生存”，书房便命名“夹缝斋”，门框上还挂上了牌匾。我从今往后终于有了自己的小书房，看着那一摞摞图书，一种极其美好的心情油然而生。从此，我可以悠然自得地随意翻阅，还能够在电脑上写着我爱写的文字。真可谓心旷神怡，乐在其中。从此，我虽年逾古稀，却更加嗜书如命。见到好书就非买不可。如今我的书，或通过网购，或到文化市场。近来，我的书显然又平添了许多许多，现在不少书都堆在书橱顶，几乎摇摇欲坠地顶到了天花板，实出无奈甚至把凉台都“占领”了一部分了。唉，这都因为与书结缘啊……

2016-8-8 青岛“夹缝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