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     障

                   白  描

 像是在做梦，有人抱着我的腿，不停地抻拉、扯动，要把什么东西套在我的腿脚上。我无力挣扎，任人摆布。接着觉得嗓子干燥，有种火辣辣的灼烧感，左臂也折断一般疼痛，想活动活动，却似被绳索捆着，抬不起来。遥远的地方隐约传来人声，两个女性的声音，嘀嘀咕咕，像在风地里说话，被风吹得时断时续，听不清晰。突然，一个声音大了，近了，说是：“醒了。”紧接着耳畔响起呼唤：“醒醒！醒醒！”我迷迷糊糊睁开眼，看见两个护士站在身边，周围是陌生的环境，摆放着一台台光亮闪烁的设备和仪器。我意识到不是在梦境，手术已经做过，护士在照料我。护士正给我穿一种又长又紧的袜子，从脚一直套到大腿，事后才知道那是防止静脉栓塞的术后专用袜。“现在是夜里一点半，”护士嗓门挺大，“这里是重症监护病房，有什么不适的感觉没有？”我想说嗓子干，左臂疼，但什么话也说不出。我发现左边胳膊真被什么东西捆绑着，想必是捆在床边，刚做过手术，怕我乱抓乱动。护士还在说什么，但那声音又变得遥远而模糊，随后觉得自己的身体在下坠，下坠，像一块石头从空中坠落，越变越小，最后像一星微尘，消失在苍茫之中。

再醒来的时候，已是第二天中午了。醒来的时间很短暂，我明白了左臂疼痛的原因，不是被捆在床上，是缠着血压监测仪的带子，隔一会就自动充气，挤压得胳膊一阵阵疼。同时发现身上又多插了几根管子，鼻子里多了氧气管，右腹部插了两根一直拖到床下，右边肩窝处裹着纱布，两根管子从里边伸出来，连接到头顶的吊瓶上。我要喝水，护士说不能喝，只拿棉签沾了水擦擦我的嘴唇。此后接着是昏睡，迷迷瞪瞪的昏睡，半梦半醒的昏睡，像是有意识，又像是没有意识，我不知道植物人的生命状态是什么样子，后来回想起，那该就是植物人的状态吧。

人们恐惧手术，恐惧手术台上的刀光血影，其实那是个最简单不过的过程，一经麻醉，你就是一个物质，如同一根木头、一只沙袋、一梱稻草。木头斧砍锯锯，沙袋拳打脚踢，稻草磙碾铡切，有感觉、有痛苦吗？没有。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被麻醉的，只记得被推进手术室后，护士为我消毒，从胸部到腹部，用药水细细擦拭，凉凉的感觉透过肌肤传进体内。吴健雄大夫和我说话，护士指尖经过处那凉凉的感觉传到腿上，心里纳闷：腿上还要消毒？——这便是我在手术室里最后的记忆，一点痛苦也没有。

我一直对重症监护病房的情景没有清晰的印象，手术全麻的效果持续发挥着作用，即使醒着，脑子转动着，身边的动静传进耳朵里，眼皮也沉重得不想睁开，懒得去看去理会。我不知道自己的刀口有多大，只知道从胸部到腹部，被绷带缠裹着，想来不会小，但难受的不是那里，而是嗓子干燥灼痛，浑身骨头像是要碎裂。我想到了在外边守盼着的妻子、女儿、女婿，学院里的同事，他们肯定在为我提心吊胆，他们不能进来，一切情况只能向医生护士打听，他们肯定想见我，我也想见他们，但又希望最好还是别见，我不愿意他们看见我这一副样子，一副可怜兮兮的惨样。

下午在迷瞪中，我被一个熟悉的声音唤醒，睁眼看到张健书记站在面前，这几天他出差去外地，今天回京刚下飞机就直奔医院，但重症监护室每天只开放半个小时允许探视，时间是15：30至16点，张健书记在外边等候好久，捱到时间才获准进来，而且一次只能进来一个人。他说了一些慰问和鼓励的话，但从他的眼中，我读到了沉重和不安。张健走后进来的是妻子，妻子素来是个坚强的的女人，但我分明也看到她哀忧不安的神情，她告诉我,医生说手术很成功，会好起来的。我极力振作自己，点点头，说：“是的，会好起来的。”

难熬的不是在重症监护室，是第三天出来之后。

这时我已经非常清醒地面对自己的处境了，浑身插满管子，头上悬吊着各种大袋小袋的液体，如果倒进桶里，足能装半桶。麻药的效力彻底退去，伤口疼起来，一跳一跳，是那种持续缓慢有力的跳痛，伴随着五脏六腑的抽搐。最大的愿望是想喝水，数根管子从鼻孔途径喉咙交叉进入体内，喉咙像要裂开。我感到了什么叫虚弱，想挪动身体没有力气，想说话倒不上气息。这么一种情状和感觉是我事先没有预料到的，人原本就这么脆弱？就这么不堪一击？

不断地有人来看望，学院里的人，作协部门的同事，社会上的朋友，还有过去的学生。我没有力气和他们说话，但不想让他们看到我的痛苦和虚弱，叫妻子把床摇起，打起精神接受他们的慰问。

妻子告诉我，我的手术从下午1:30，一直做到6:30，整整五个小时，学院里一大推人，从始至终守候在手术室外，直到迎接我出来。这让我感动。我眼前浮现出他们一张张面孔，心里默默说：好同事、好兄弟、好姐妹，谢谢你们，这份情义，我会记在心里！

最难捱的是夜里。伤口疼痛，骨节酸楚，胸闷，心悸，气短。如果说这一切还能忍受的话，不能忍受的就是满心的烦躁了，那烦躁像不断膨胀的气球，随时会爆炸。15床的妻子说那是输入能量合剂和营养液引发的现象。妻子和女婿轮流倒班，24小时值守在病床前，我的糟糕情况让他们根本无法休息——怕我胡抓乱挖拔掉某根管子，怕我撕裂伤口，怕我崴断了针头，时刻注视着我的动静。女婿买来一张充气床，铺在地上，但两人谁也难得去上面一躺。有时我也会迷糊过去，但那更受折磨，一种陷入魔障而难以自拔的折磨——眼前总是有类似电焊那样的弧光闪烁，电焊不是切割铁器，而是在切割我的肌肤，发出刺耳的鸣响。有时又恍然进入一种幻境，看见无数彩色的类似装饰在树上、门厅和楼梯上的软灯管，一道一道，一条一条，缠绕在我的身上，灯光熠熠中，我的身体被割裂成无数方块，这些方块时而分开，时而组合，时而像纸张一样飘飞而去，时而像砖块一样碎裂坠落。我总是被这恐怖的情景惊醒，然后睁大眼睛不敢再让自己迷糊过去。人们常用度日如年来形容时间难熬，但对我来说，那感觉却是度“时“如年，一分一秒都被抻拉得那么漫长。一个晚上，我会无数次问妻子：几点了？妻子把时间报给我。感觉上过了很久很久，又问，妻子又回答，一算，仅仅过了二十分钟或者半个小时，平日总感到时间是那么匆迫，现在才知道，它是一条魔鞭，说长可以变得很长，你奋力在一条蛮荒的道路上跋涉、逃跑、躲避，企图逃离它的鞭挞，但还是逃不出鞭影的覆盖，它随时会抽打到你的身上。

我曾无数次思考过死亡，不是病后，此前就严肃认真考虑过这个人人都要面对的命题。老实说，对死亡本身我并不那么恐惧，恐惧的是不由自主的方式，是苟延残喘中欲罢不能、欲死还生的无奈和任人摆布的惨境。这种惨境我耳闻目睹过不少，本是一个分外强悍的人，到了那时却体面全无，尊严尽失，成为一个让人怜悯、自己痛苦也让别人痛苦的活死人、死活人，甚至成为一个遭人讨厌的累赘。如果那样，我一天也不想延续，宁愿干脆痛快地自我了断。

对于生命的本质认识，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人生的欢乐和幸福，大多数以稀释的常态出现，而灾难和痛苦，却总以浓烈的状态进袭你的生活，十杯甜水也抵不住一杯烈酒的刺激程度，何况大多数情况下，不如意的事情远远多于你的愿望和期许。人生一世，常常不是为自己活着，而是为别人，为你肩上的责任和义务，这责任和义务有大有小，有轻有重，但却无穷无尽，无休无止，从早到晚，从春到冬，起早贪黑，劳碌奔波，毕其一生也难以履行完毕。看穿这点，死亡何不是一种解脱，何不能坦然接受呢？还有，到了我这个年龄，也经见了不少人和事，病病歪歪，苦力支撑，勉勉强强挣扎着要活下去的人，最终难免还是倒了下去；精精神神，欢如龙虎，壮如熊牛者，说折不定哪天嘎巴一声就折了，还有那些生前平凡，或者生前辉煌的人，这些人我都送过，在人生最后的站口，他们行走的方式是一样的，可谓殊途同归，既然如此，即使我尾随他们而去，难道就是天塌地陷不可承受的事情？

在我躺在病床上重新思考死亡定义的时候，眼前总会浮现出一个人的面孔，我读过她的《生命的呐喊》，那是我担任徐迟报告文学奖评委时极力推荐的一本书，结果以高票当选为获奖作品第一位。作品里详细描述了一位女性面对死亡的体验，她的心脏出了问题，先后动过几次手术，多次在死亡线上挣扎，多次体会过弥留之际的感觉，但最终她还是以强烈的求生欲望和顽强意志挺过来了。她是我尊敬的一位大姐，黑龙江作家张雅文。

雅文大姐一天给我来电话，说她在北京，要来看我。我刚从中日友好医院出来，很担心自己糟糕的感觉影响朋友见面的气氛，谢绝她不要来，可她还是来鲁院了。见面后我突然有种倾诉的愿望，雅文大姐有过生与死的体验，从中日友好医院出来后，我除了向很少人谈过病情外，绝口不向任何人提及，但我却想对她坦言自己面对的处境。雅文大姐自是吃惊不小，可终归是过来人，她很快镇静下来，不是空泛地安慰我，而是讲她曾经的遭遇和体会，讲她对待病魔乐观的态度，讲人要活下去的理由，还有治疗和养生的种种办法。她早已康复，完全一个健康人的样子，每天清晨六点起来爬山，在山上放声歌唱，锻炼一个小时，才回家吃早点，然后写作，现在手中的长篇已经脱稿了。雅文大姐豁达乐观积极进取的态度深深感染了我，我心想，头顶可以是乌云，但心里一定要有一片阳光，这阳光会穿越物质的阴霾，照亮精神的前路，也许，它还会暖化催生出未知的奇迹。

雅文大姐是对的，不能轻言放弃，就是因为肩上承担着责任和义务，就是因为生命只有一次，才显出其价值的宝贵。不错，灾难是炼狱，但如果能从炼狱里摸爬滚打出来，你就是一条铮铮好汉！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