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看一段博文：

　彭晓辉：是的，我确实有说过遭遇性侵时递避孕套，这一点我不否认。但这并非我的个人观点，而是对瑞典的做法举的一个例子。并且当时举这个例子时，还有一个情境和一个前提。首先，这个观点是讲座结束后，大部分同学都已经散开了，少数几个同学围过来，我们进行小范围交流时讲的，提出这个观点是作为一种讨论交流，而不是在讲座上对所有同学进行宣传。
　　其次，这个观点还有一个前提，即我们要分析多种情况，遭遇性侵时能逃脱当然最好，但是有的坏人是很残忍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那么在没有逃脱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就要考虑如何把损失降到最小。所以这个时候我提出瑞典的一个例子，就是女孩子随身的包里都带着避孕套，这时让歹徒使用避孕套，那么就至少可以避免两点：一、防止意外怀孕；二、防止感染性传播疾病和艾滋病。我举证国外的这个例子，是有前提也是有语境的，但是《扬子晚报》报道中对此却只字未提。
再看一段博文：

 我认为，如果女性确定暴力性侵犯不可避免的时候，恰好身上又带着避孕套这时拿出来没什么滑稽的，也并不可耻。有人问，有多少良家妇女身上会带避孕套，这就是另一个话题了。暴力性犯罪给女性带来的伤害是生理和心理双方面的，这种伤害男性往往只能想象和理解，而很难感同身受。强奸犯罪不仅有可能传播性病，不要忘了，即便是因强奸导致的意外怀孕对女性也是一种极大的伤害。如果避孕套可以把这种已然不可避免的伤害在生理上降到最低，又有什么不可以和不可理解的呢？

真的罪过，上一篇博文完全是情绪化的反应，口出不逊，骂人，都是错误的做法。然而，我宁肯道歉也不愿主动删除，因为这种情绪化反应恰好可以作为我的观点的一种明证：公众并不需要或者说并没有那么多的理性，一方面某些传媒利用这种“乌合之众心理学”大牟其利，一方面应该展开的讨论全都被错误的情绪抵消，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

经济学家被讥讽的一个经典桥段是：遇到问题时，经济学家总会“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假如初始条件是这样的”，全然不顾事实究竟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与瑞典国情全然不同的国度，讨论降低伤害必然引发负面的影响和讨论，因为，强奸罪在中国是有死刑的，而在国外大多没有，犯罪心理全然不同，预防措施自然不同。再者，既然随身带套不现实，不符合国情，讨论什么可耻不可耻有什么意义呢？

媒体断章取义不是一天两天了。有功夫吸引那么多眼球的人，为什么不费些工夫把该做的知识普及普及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