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认真阅读以下性格测试结果并根据与你的实际情况符合程度打分：你需要别人喜欢你和欣赏你，但你通常对自己要求苛刻。虽然你在个性上的确有一些弱点，但你通常能够设法加以弥补。你在某些方面的能力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所以还未能变成你的优势。从外表来看，你是一个讲求自律和自制的人，但内心却常常焦虑不安。有时候，你会强烈地怀疑自己是不是做出了正确的决定或正确的事情。你倾向于让自己的生活有所改变和变得丰富多彩，在遇到约束和限制时你会感到不满。你很自豪自己是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人，如果没有令人满意的证据，你不会接受别人的观点和说法。不过，你也觉得在别人面前过于直言不讳并不是明智之举。有时候你很外向，比较容易亲近，也乐于与人交往，但有时候你却很内向，比较小心谨慎，而且沉默寡言。你有很多梦想，其中有一些看起来相当不切实际。 
   
    这是六十多年前伯特伦·弗瑞尔教授做过的一个著名实验。他大致翻阅了一本随手购买的星座书，然后从不同的星座说明中挑选了10句话，凑成了一段文字，但几乎所有学生都认为这段文字描述的正是他们的性格，有87％的学生给出的是4 分或者5 分。弗瑞尔独创的这份性格描述现在早已闻名全球，成千上万的心理学实验和电视真人秀节目中都曾用过这份性格描述。这说明一个道理：占星学和笔迹学事实上并不需要真的很准，只要看起来很准就足够了。只要给人们一个非常概括的描述，他们的大脑就会诱使他们相信这些描述具有非常独到的见解。事情还没有完。
    弗瑞尔想知道他的学生是否希望认为自己是聪明机灵的人，而且在现代社会中具有良好的适应能力。如果是这样，接受含糊其词的性格描述不就是对自我认可的一种挑战吗？此外，他们会不会不愿接受坦诚认识自我的痛苦过程，转而选择“捷径”，直接否认自己曾被弗瑞尔的实验骗过呢？三个星期后，弗瑞尔告诉班上的学生，由于自己一直疏忽，竟然不小心把评分表上的名字给删除了，所以他希望大家能够诚实地按照最初的评分重新在拿到的性格描述上圈选一次。事实上，他根本就没有删除学生的名字。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核对学生两次给出的分数是否完全一致。结果证明，在原来圈选“非常准确”（给出了最高分 5分）的学生中，竟然有一半的学生认为那份性格描述说得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并且说自己此前给出的分数本来就比较低。弗瑞尔这次终于搞明白了，看起来那些容易上当受骗的人宁可欺骗自己，也不愿意坦然面对自己容易上当受骗这个事实。
    很多研究人员以弗瑞尔的实验为基础进行后续研究，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项研究来自于法国人米歇尔·高奎林。有一家公司号称能够借助高科技的电脑得出非常精准的星座分析报告，于是高奎林把臭名昭著的法国杀人狂魔马塞尔·贝帝德的详细生日资料寄给了这家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贝帝德欺骗受害
者说他能够帮助他们逃离被纳粹德国占领的法国，事实上他却给这些人注射致命的毒药，然后看着他们慢慢死去。后来贝帝德被判犯下了19宗命案，并于1946年被斩首处决。对于贝帝德人生中阴森可怖的一面，电脑得出的星座分析报告完全没有提到。这份报告和弗瑞尔在实验中使用的语言类似，读起来也就是一些无关痛痒的巴纳姆式（来自美国马戏团艺人菲尼亚斯·泰勒·巴纳姆的名言：任何一流的马戏团都应该有能力让每个人看到自己喜欢的节目）描述罢了。其中部分内容如下： 
    他的适应性很好，可塑性也很强，这些个性通过技巧和效率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他在生活中充满活力，但这种活力会朝着秩序、控制和平衡的方向发展。无论是在社交、物质还是智慧上，他都非常讲求条理。他看起来可能是一个乐于遵循社会规范、举止得体、颇有道德感的人，是生活富足、思想健全的中产阶级中的一员。 
    虽然贝帝德在1946年就被依法处决了，但星座分析报告还预测说他很可能会在1970年到1972年期间考虑对感情生活做出承诺。   
    高奎林由此受到启发，于是灵机一动，在一家知名的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广告，声称可以免费为人们提供电脑生成的星座分析报告。法国各地共有150人对这则广告做出了回应。高奎林把贝帝德的星座分析报告寄给了每一个人，并让他们通过打分的方式评价收到的分析报告是否准确地描述了他们的个性。结果显示，有94％的人认识分析报告的内容非常准确。有一个人在给高奎林的信中写道：这台机器生成的报告简直太棒了……我得说这简直太超乎想象了。另外一个人则写道：一台电子设备竟然能够算出人的性格和未来，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还有一些人被这份报告的精准性深深地折服了，他们竟然愿意付钱给高奎林，以便得到更为详尽的分析报告。
    为了进一步调查《名人录》和《先贤录》中的 BIRG 效应（沾光效应），哈里森和他的团队将研究的焦点集中到了显然跟其中一个重大节日最有联系的职业，也就是神职人员和圣诞节。通过仔细浏览收集到的数据，他们将神职人员分为了两大类：主教或更高级别的神职人员被归类为“知名神职人员”，其他人则被归类为“不知名神职人员”。仅就概率而言，这两类神职人员在圣诞节出生的几率应该是相当的。但事实上，宣称生日与耶稣相同的知名神职人员在数量上要远远多于不知名神职人员。或许这也支持了一种常见的想法：神职人员的职位越高，就会越觉得自己需要跟上帝走得更近一些。
    ——以上摘编理查德·怀斯曼的《怪诞心理学》
    大篇幅地摘录怀斯曼讲述实在是因为他的故事太精彩。勒庞著有《乌合之众心理学》，据说对大魔头Hitler蛊惑人心的演讲才能有很大影响，但那本书的描述对象是群体，群体的盲目性是要通过群体的行为来表现的，按西方经济学假设，个体的人是理性的经济人，在群体活动中因为某种潜在力量的作用而采取最优策略，从而表现出整体上的盲目性和非理性，事实是这样吗？读了怀斯曼的著作，我们就会知道，即便是在没有群体影响的情况下，个体也会采取各种非理性的行为，正是这种非理性行为导致了群体活动中盲目、非理性行为的产生。当然，这种个体的非理性行为是一种进化结果，那种不自觉地自欺欺人的行为在另一种意义上是理性的，正如九型人格理论的原则“保护自我本质的某一方面”一样，欺骗也是对自我的一种有效的保护手段。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诚信呢？因为只有人人讲诚信才会降低沟通交流的成本。 
    《大脑如何思维》进化生物学家、理论神经科学家威廉·卡尔文（William H．Calvin）教授以生动的笔触论述了多少年来科学家们为之魂萦梦牵的关于人类智力的重大问题：什么是智力的本质？动物的智力如何向人类智力进化？思维是如何进行的？对超人智力能作何展望？卡尔文认同皮亚杰的智力定义，即不知道该如何做时所具有的力量，勒温的《拓扑心理学》提供了例证，他拍摄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小女孩想要坐在一个石凳上，但她够不着，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忽然背对着石凳侧着身子坐在了石凳上，这种意外的问题解决方式就是智力。智力的本质在卡尔文看来是一种达尔文进化在时空模式上的反映。
    究竟是情商重要还是智商重要？关键要看智商的概念范畴有多大。在我看来，所谓的情商其实是智力在人际关系方面的应用。要知道，古代的人可不认为智商有什么用处！“驭人术”是古代那些贤达必须掌握的一门技术，自然科学却属于“贱民”的勾当，明代的木匠皇帝，钟爱制锁工艺的路易十六，都是失败的不务正业不学无术的典型。对于中国人来说，社会大变革时期人际关系需要调整，情商的重要性被强调并不算错，但不应忘记我们在自然科学上的落后，不应忘记在错误的伦理观指导下情商越高可能造成的灾难越大。
    社会是分层的。收入不同，行为方式不同。行为方式不同，人际圈子不同。人际圈子不同，社会分层不同。这是一个循环。我们究竟靠情商还是智商来改变？有一个调查，上中下三个阶层代际之间的流动概率被描述为一张拓扑图（见《20世纪五大数学指导理论》），下层升到上层的概率是极低的，而中层升到上层的概率则超过百分之五十，所以呢，即便心中的理想无法这辈子实现，也不要灰心丧气，应该竭尽全力为后代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这无关情商吧。情商是比智商更基本的一种能力指数，正如形象思维是比逻辑思维更基本的一种思维一样，人类的所有智力都是在情绪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只不过我们遗忘了这一点。智力是高于情绪力的，没有智力，情绪力就无法被认知，无法被调节。没有智力的运用，读再多的人生哲理也是白搭。
    “评论的人很多都认为儒生赶不上文吏，因为看见文吏处境顺利而儒生不得志，就诋毁儒生认为他们才智低下，称赞文吏认为他们才智高超。这是不了解儒生，也不了解文吏。其实，儒生和文吏都有才智，并不是文吏才智高超而儒生才智低下，只是文吏经历的事情多，而儒生没有做过罢了。认为文吏经历的事情多，儒生没有做过，是可以的；认为文吏才智高超，儒生才智低下，就荒谬了。”
    有一种说法叫做高分低能，还有一种说法叫做眼高手低。我认为这都是极不负责任的说法。前一种现象来自基本生活能力的被剥夺，后一种现象来自情感认同的剥离和实践机会的隔离。没有经验，一切无从谈起。为什么没有经验？那是教育的问题，而不是受教育者的问题。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教育问题？因为社会教育中弥漫着不健康的功利思想，父母看不起劳动本身而只想着让孩子通过教育系统往上层爬，学校只想着如何经营而不为学生的未来发展考虑。
    “共赢”其实是镌刻在基因上的一种人类行为模式，但我们却一再地口是心非。从根本上发展一种合作的哲学，一种实践的哲学，需要运用理性。理性是站在旁观的角度对认知内容作出分析。在阅读了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之后，在情绪高涨的情况下，运用理性才能转化出有效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