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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兰兰案，引起社会舆论的热议，其中不乏批评媒体在报道该事件的时候，没有注意保护未成年受害人的隐私，这是社会公众法律意识的体现，也是社会舆论对未成年受害人的普遍同情。

随着媒体报道该事件的进一步深入，以及透露出越来越多的信息，显示出多年前该案的司法判决，存在的重口供轻证据现象，以及显示出该案的判决存在错案的可能性，由此引发出另外一个问题：社会公众在同情和保护未成年受害人的同时，如果保护隐私的呼吁，客观上间接妨碍了重启法律程序追究真正的、或者漏网的性侵幼女的犯罪分子，社会舆论应该如何把握这种呼吁和讨论的尺度？

汤兰兰案的诡异之处，并非仅仅是匪夷所思的全家族涉案性侵，更为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审理该案的法院，以及办理该案的公安机关，提起公诉的检察机关，都存在故意忽视客观证据，有选择的采信了证人证言的迹象。

汤兰兰案真实性的瓶颈，其实就是客观证据，最重要的就是，汤兰兰究竟是否曾经怀孕以及打胎？

汤兰兰案的案发，就是因为2008年10月初，汤兰兰向母亲万秀玲诉说自己怀孕了，二天后，万秀玲赶赴60多公里外汤兰兰借读所在的龙镇，与女儿发生冲突，期间借读居住地的王凤朝、李忠云夫妻（汤兰兰称其为干爹干妈）给万秀玲一份汤兰兰七个月前做过的B超检查单，以证明汤兰兰怀孕的事实。

案发后，在公安机关办理该案，以及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以及人民法院审理该案的过程中，汤兰兰和王凤朝、李忠云夫妻皆改口否认了汤兰兰曾经怀孕和打胎的事实。

但是，根据判决书的附卷证据，黑龙江省医院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判决中载入的鉴定意见：“不能排除有妊娠后流产、引产史”。该鉴定还记载，“检见的宫颈横裂，说明为已产型宫口形态，为有过流产、引产、诊刮等使宫颈扩张经过”。

毫无疑问的是，汤兰兰确实曾经怀孕，并且打胎。

汤兰兰曾经怀孕并且打胎的事实，其实才是查明真正性侵未成年幼女的关键。我们无从判断汤兰兰和王凤朝、李忠云夫妻为何要矢口否认的原因和理由，但对于办理该案的公安机关，以及检察机关，有意无意的忽视了这个关键的细节，就表明办理该案的相关公检法机构，必定存在其必要的理由。

现在，问题的焦点开始清晰了起来：如果是汤兰兰的母亲万秀玲陪同汤兰兰去医院做了相关的检查，并且打胎，那么，汤兰兰完全可以向公安机关陈述这个事实。对于办理该案的公安机关而言，万秀玲陪同汤兰兰打胎的事实，也是查明并且以此认定万秀玲家族集体性侵汤兰兰的最有力证据。

显而易见的客观事实是，汤兰兰的B超和打胎，母亲万秀玲完全不知情。那么，就必然是另有其人。

五大连池市龙镇，是个并不大的县城，人口不过1.3万，医院只有一二家，如果公安机关重视这个破案细节，即使汤兰兰否认怀孕，也完全可以依据司法鉴定的结论，通过走访医院，轻易地查到汤兰兰的妇科检查和打胎病史。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甚至审理该案的人民法院，都有意无意的忽视了、拒绝、回避了汤兰兰曾经怀孕的客观事实。

简而言之：谁陪同，或者负责汤兰兰的B超检查，以及其后的打胎，这个人就必然是汤兰兰遭受性侵的真实情况知情人。

必须特别说明的是，案发当年的2008年，汤兰兰从春季开学的2月起，就一直居住在龙镇王凤朝、李忠云夫妻家中，暑假以“补习英语”的理由，也没有回家，直至10月初案发。期间，万秀玲在暑假初曾经去过龙镇，给汤兰兰送去过借读费用。

2008年10月的案发当时，汤兰兰未满14周岁，属于未成年人，汤兰兰的个人陈述和表达，法律规定必须在监护人的陪同之下，才具有法律效应。而在该案的案发过程中，陪同汤兰兰报案并且在文件上以监护人身份签字的，却是借读居住地的王凤朝、李忠云夫妻，这也显得极为反常。

汤兰兰案显示出的这些证据和细节，越来越清晰的显示出一个可怕的指向：性侵未成年人汤兰兰的犯罪分子，很有可能还另有其人，或者还另有其他多人。

公众舆论在同情和呼吁保护未成年人的热情，如果在客观上起到了阻碍、妨碍司法机关追究真正的犯罪嫌疑人的作用，那么，这种貌似公道的同情，其实就是在保护了真正的罪犯。

在汤兰兰案上，公众的讨论重点回到案件事实本身，也许才是对全社会未成年人“汤兰兰”们的真正关爱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