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岁尾，网友东郊老土先生发来e-mail，让我辨识一幅石刻照片上的篆字。这是一个墓志盖，文字为：

勅授通議大夫巡」撫山東等處地」方贊理軍務督」理營田兼管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墓誌銘

（注：」代表换行符号） 

山东的“山”字写法不常见。

其中文字多有不清晰者，好在职衔名是固定的，可以根据上下文推断。但墓志盖主人（以下简称“志主”）称谓的三个字模糊难认，而明清两代山东巡抚共230人，[1]志主究竟是其中的哪一位呢？

2018年1月6日见到实物。墓志盖为私人收藏，据称是1973或1974年在年庄村村西的大渠下坡发现的。

废弃的“大渠”成了臭水沟。照片中右侧（东侧）为武基路，原来与年庄村之间还是农田。

年庄今属北京市朝阳区十八里店乡，原是个小村，村西与今武基路之间曾夹着一片农田。村子周边确有古墓，已知村东有清护军参领兼佐领关住、工部主事齐式父子墓，[2]村南有明英宗元女重庆公主墓。[3]自1973年冬季开始，一直持续到1979年，京郊农村为提高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进行过以大规模平整土地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4]在此期间一大批田野文物被破坏，墓志盖的出现很可能与此有关。收藏者所说的“大渠”原是这一带对一条南北沟通萧太后河和大柳树沟的农田灌渠的俗称，在今武基路一段与公路并行，现已断流。当年因渠堤（也是路基）高出农田，所以当地人称渠的东侧为“大渠下坡”，据此来说墓志盖是在武基路东侧的田边发现的。

经测量，志盖方形，边长83cm，厚14cm，单字宽4cm，高9cm。仔细辨认上述有关志主称谓的三个字，第一个是“英”字，从字的宽度和笔画的粗细，完全可以排除它右侧伤痕对辨识的干扰。第二个为上中下结构，上部是宝盖头下加一横，中部残缺，下部是衣字或心字底。第三个是左右结构，尽管笔画残缺，但冷眼一看就是“张”字。这样志主的称谓就是“英□张公”，“英□”为其字号或籍贯郡望。因为墓志发现地明清两代隶属顺天府大兴县，志主是顺天府土著或是旗人的可能性较大。

明清两代共有13名张姓山东巡抚[5]，列表如下，其中籍贯为当时的行政区划和地名，期限采用中国农历： 

根据墓志盖上山东巡抚的职衔称谓结合相关的史料分析判断，志主任职时间的上限是明嘉靖四十二年，下限是清乾隆元年。上表中只有张鑑至张鹏5人符合条件，其他人均可排除。

嘉靖四十二年山东巡抚加督理营田，[15]正是始自张鑑。[16]他于四十三年四月被免，诏回籍听用。[17]隆庆三年二月起用为总督南京粮储。[18]四年二月“以病笃乞归，许之。未行而卒”。[19]张鑑故里四川南充，客死南京（或苏州），[20]于情于理都不可能千里迢迢运到北京下葬。

第二位明朝人张允济，史料有明确记载其墓地在固安县北。[21]

乾隆八年山东巡抚加提督衔。[22]乾隆元年《山东通志》，前后两任山东巡抚岳濬、法敏分别作序，落款都是“督理营田兼理军务”，[23]而不是墓志盖上的“赞理军务”。因此志主只能在顺治、康熙年间任职的张儒秀、张凤仪和张鹏三人中排查。

张鹏葬在丹徒原籍，有徐乾学为其所撰墓志和嘉庆十年《丹徒县志》可以证明。[24]

张儒秀和张凤仪都是汉军旗人[25]，按清初实行的归旗制度，外任官员无论革职和休致，都应回到京师本旗，[26]则二人都有可能葬在北京。康熙二十五年《杭州府志》记载张儒秀号英寰，与志主称谓有一字相合，以目前掌握的资料虽然志主不能完全排除张凤仪，但是张儒秀的可能性更大。

康熙二十五年《杭州府志》卷二十七《名宦中》，浙江左布政使张儒秀。

考证至此，似乎有望锁定志主。但进一步搜集张儒秀的史料，当看到民国期间中研院史语所编辑出版的《明清史料》（以下简称《明清史料》）时深感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在已查阅的《明清史料》（甲编至己编，辛编）中，共有山东巡抚张儒秀揭帖9篇、[27]题本1篇，[28]时间跨度自顺治四年七月二十一日至五年正月二十七日，职衔无一例外为“钦差巡抚山东等处地方督理营田提督军务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与志盖上的“赞理军务”“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不同。进而扩大到在张儒秀前、后任山东巡抚的方大猷、丁文盛、吕逢春、夏玉和耿焞，在《明清史料》上的揭帖、题本上的职衔也是“提督军务”。这使按职衔排查出现了除张凤仪待定外，其他清代巡抚全部出局的结果。

如果志盖上的“英□张公”的“□”字真是“寰”字，无疑为确定志主为张儒秀增加了砝码。“寰”字的篆书是否有宝盖下加一横的写法，俟质诸博雅君子焉。

在没有确认志主的情况下，已搜集到的有关张儒秀、张凤仪的史料就没必要在本文中展示了。谜团的最终破解还寄希望于墓志的另一半即志底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