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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25 03:4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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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教育思索 |
别解：中国为什么没有顶级大师？
孙宇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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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夜躺在床上，久不得寐，浮想联翩。百岁老人阿沛·阿旺晋美离开我们了，就是这个从收音机里伴随我长大、让我第一次知道了的少数民族名字，最后一次听到竟然是他和我们的永别。当然还是从收音机里听到的，我最早知道这个消息是23日早晨6：30分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对于老人的性别，我还真是不知道。为了表示尊重，GOOGLE了一下，才验证清楚该用哪个他。
近几年来，也许是由于自己成长的缘故，总发现经常有了不起的老人离开我们，也就常常感叹人生无常。同样的老人，就有不久前的季老和任老。好事的媒体在两位老人离去时都冠以大师的头衔来争夺眼球。我估计，这位藏族百岁老人的离开，更多是以曾经的领导人的角色离开，和大师可能没有一点关系。
其实，我揣度，阿沛·阿旺晋美的大师风范可能并不亚于季老和任老，单就百岁的寿星而言，也不是常人所能奢望的。只不过这位藏族老人的特殊角色更重一些，因为政治和大师向来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
前几年，每当类似特殊日子，媒体好事，总拿出“大师说”来讨好读者，说什么中国怎么就培养不出大师级人物，说什么教育的问题，众说纷纭，不一而足。
今日，我于床上想起这些老人的离去，突然想起中国何以没有大师的其他原因，现呈与读者，共同思索。
首先，我们的教育里严重缺乏了天和地的教育。（注：此教育非现在人们所讲的知识教育）回想起这三位老人的经历，他们都成长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因为是旧社会，难免就存在了一些老天爷、土地爷的教育。你一定会奇怪，老天爷和土地爷有什么好？问题就在这。遥望浩瀚的天空，凝视广袤的大地，你不觉得是一种对自然的、生命的、环境的敬畏，以资培养出乐此不疲的创新、探索精神吗？你必须承认，这种创新、探索精神和这种有敬畏感的天地意识正是那些大师之所以为大师的重要地基。就像牛顿能从苹果落地思索出万有引力定律，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一样。
话扯的略远一点。天和地的教育就是信仰的教育。西方不是总说上帝和天堂吗？我们不是也总说大地如母亲吗？如果我们的教育缺少了天和地的教育，只关注一些莫须有的思维意识教育，那么培养出的只能是不懂得遵守“红灯停、绿灯行”的违章公民和乱扔塑料袋的嘴上“环保型”知识分子。而这正是今天的现实。
其次，我们的骨子里总流淌着仕文化的毒药。只要你稍加注意，那些被称为大师的人大部分都是后人封的，在世时是没人被这样称呼的，因为人人都有缺点，任何一个技术高超涵养极深的人也有可能被人抓住小辫子。另外就是国人都很谦逊，没有一个抢着说我是大师的。
有时候，我也会想，中国这么大，难道我们就真正没有一个大师？能成为大师的人不是没有，而是由于多半耐不住寂寞，在成为大师的路上就被仕文化给夭折了。我的一位亲友10多年前博士后学成回国，进入北大，成为当时最年轻的教授，两三年后，弃学生于不顾奔走他国——移民了。最近我试着在GOOGLE里搜索他的名字，发现有那么几个不知道是他的学生还是他的同学，对他的不辞而别抱有极大的遗憾，总在北大未名的BBS里寻找他。留言说，如果他在，现在应该被评为两院院士了，很是惋惜。我心想，你们还两院院士呢？正是这些名头害得他不得不离开。我知道，就在他归国时，他都基本上被确定为当时叫系主任现在叫院长的人选了。可是他并没有被诱惑。他清楚的知道，他只是多念了几年书，没有当官的天分，他也知道做学问和做官勾结是没有前途的，他更知道，当时的那个环境，哪能容得下一个做学问的人。
但是，今天我们掰手指头数一数，那些起初极具大师潜质的人早已经不起诱惑从仕、从商了。而另外一批不想被诱惑的人早已移民他国，哪怕是蜗居他国也罢。
当个教员心不甘，想着当个主任；当个副教授心不甘，想着的是何时怎么评为正教授，而不是怎么去研究；当个校长本已不错，偏要想着去当个局长、市长。仕文化不死，中国何以出一名大师？
第三个原因是血脉里的劣根性只见多不见少。
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历史悠久的民族，但同样也有丑陋的中国人的丑陋因子，说其丑陋，并不是揭其短，也不是否定，我揣度，柏杨先生也一定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的缺点才能改正、补救，以日臻完美。孙宇靖认为，男盗女娼、投机取巧、唯利是图恐怕是中国人的“七寸”。
我想这三点无需过多解释，除却那些盲目自大的民族主义者都应该有清醒的认识。我就经常发问，连我们为人师表的大学校长们都开始抄袭论文了，那我们的整体论文水平能好到哪里去？网络上、杂志间充斥着代写论文、花钱发论文的小广告，那我们的研究能力能高到哪里去？研究生教育成为替老板导师项目廉价打工的产物，那我们的研究生到底具有多少研究能力，导师又花了多少心思在指导研究上?老是抱怨研究经费不足、实验设备不够先进成为障碍大师诞生的因素，可又有谁去核查过那些经费到底有多少用在研究，还是去开了开不完的办公用品发票？难道那些公认的大师非要等到实验设备购买齐全了才去一本正经的做实验？那岂不就没有牛顿、爱因斯坦、华罗庚、陈景润之前辈们了。
说到底，还是这三个劣根性在支配着我们，让我们无法名正言顺、理直气壮成为一名教师、研究员、校长、作家……哪怕是清洁工人。我们的清洁工人不只是环境的清洁者，他们还是拾荒者，（至少多数清洁工见到一个空饮料瓶会毫不犹豫的装在袋子里而不是垃圾箱里）他们有时还扮演拾荒者的角色，掘金于垃圾堆，当然有时也会成为环境的破坏者，当没有找到自己的破烂时。当每个人都活的名不正、言不顺、理不直、气不壮的时候，哪有心思去钻研当一名大师呢？更何况在这个十三亿个欲望被点燃的年代。
有人会指望依靠素质教育改革来实现大师梦，这是痴人说梦。休想！
一个大师的诞生，不只是要有良好的学校教育，更需要具备上乘的家庭教育，还需要大师生长的土壤——社会环境教育。至少要有这三方面的教育，我们才有可能培养出一名人才。按照宗教家的说法，还需要具备宗教教育，你现在就可以回忆一下，你所知道的大师们是不是都具有宗教情怀？
而当前的现实是，不差钱的中国父母们正在把一代又一代“未来的大师”——孩子，只要他们有空闲就送进街边的补习所补习那些与素质教育精神背道而驰并扼杀孩子天性的伪知识。大师们还没上路，都早就被夭折了，变成了一支又一支残缺不全的就业大军。
而现前那些被娱乐流行文化誉为大师的大师们，也只不过是大师沙漠化后的幻觉——海市蜃楼，因为我们还在憧憬拥有大师的那些年代。
世俗文化里说，培养一个“贵族”要三代人的努力。贵族尚且如此，那培养一名大师还不要举全社会之力用四代、五代、六代？
否则，见鬼去吧！因为大师们正一个接一个离我们而去。
让已故去的大师们放心走吧！
2009年12月25日凌晨4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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