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不想当官的不多，以公而论，兼济天下，得有平台，得有一定的权力；以私窃思，光宗耀祖，惠及亲朋好友，何乐而不为呢？但也有看透的，起码是看淡的，梁启超算一个。

他在给儿子梁思成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值得细嚼：

“思成来信问有用无用之别，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试问唐开元、天宝间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比较，其贡献于国家者孰多？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我也并不是要人人都做李、杜，不做姚、宋，要之，要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思成所当自策历者，惧不能为我国美术界作李、杜耳。如其能之，则开元、天宝时局之小小安危，算什么呢？你还是保持这两三年来的态度，埋头埋脑做去便对了。”

梁公提到的姚崇、宋璟，是中国历史上的名相，他们开创了大唐历史上的“开元盛世”，巍巍乎盛名。梁公把李、杜与姚崇相比，仅后世影响而言，其结论或许有失偏颇，但意思是明白无误的，就对国家和社会贡献而言，决非只有当官这一条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天生我材必有用。报效祖国，服务社会，条条溪流皆能汇入大海。

其实这个观点，梁公多次讲过，人应当自信自立，我拉黄包车的和你当大总统的都是社会需要的，我当木匠的和你当大将军的只有职业的不同，没有人格的高下，皆能贡献于社会。只要把自己的职业做到极致，便是天下第一等人。何必这山望着那山高？心无旁骛地做好自己的事业，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必能得到社会的尊重。李白、杜甫几乎近于布衣，均未出将入相，但李、杜诗篇万古传，没有不知道李、杜的。

梁启超在家书中对儿子说：“我常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士大夫救济

天下和农夫善治其十亩之田所成就一样，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

梁公是个很特殊的人物，经受了云诡波谲的政治生涯，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日本；与其师康有为观念不合而分道扬镳；与同盟会意见相佐，唇枪舌剑。辛亥革命后，受袁世凯之邀，组建精英内阁，尔后袁世凯称帝，又游说反袁。军阀割据，战火纷飞。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使梁启超大失所望，固而退避三舍，“作学问以不失君子骨骼”。

当官不是不好，重要的在于审时度势，知人知己，发挥个人的特长。那个曾呼唤“知识就是力量”的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有权势者，既能行善也能作恶，许多有利人类的好事，要办成都需要借助于权势。南阳内乡县衙那副对联说得好，“勿道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做官大概是入世最深，阅人最多的职业了。人在官场常常身不由己。梁公刻骨铭心的经历，使他对官场险恶、

宦海沉浮有着深刻的体会。他对儿女对前途的选择不予强求，充分尊重个人的意见，但也坦言个人的感受。他女儿梁思顺的丈夫是作外交官的，德才兼备而不得其所，漂泊海外而不得回国。梁公在给女儿梁思顺的信中说，他亦托人为她的丈夫在国务院谋一位置，他又说：“但作官实易损人格，易习于懒惰与巧滑，终非安身立命之所。”梁公只怕儿女们经受不住可能发生的进锐退速的打击，因此十分注重培养他们的坚强意志。

我想，梁启超的9个子女，个个优秀，学者、专家、教授、院士，但没有步入仕途的，没有当大官的，这可能是历史的偶然与巧合，但也不能不说与梁公“学问报国”的影响有关。梁公是不是也有点“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物换星移，倏忽之间已过百年。时空已变，今非昔比。梁公家书，其观点或是或非，或聪或迂，自是见智见仁，但其切身感受多么值得后人重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