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斋，多为读书人寄心寓志、安妥灵魂之所，单看那些“斋号”，其个性、志趣、人生态度与精神追求，往往尽在其中。

清代藏书家鲍廷博的“知不足斋”，现代学者吕叔湘的“未晚斋”，国学大师王利器的“争朝夕斋”，作家许地山的“面壁斋”，林语堂的“有不为斋”，以及姚雪垠的“无止境斋”等，皆是充满智慧、予人启迪的上乘斋号。

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拨动读者的心弦。“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字字如血泣诉，句句如出肺腑，描写归去来后的一切，都是无限的愉悦与美好，来反衬往昔的厌倦、痛苦与绝望。感情真挚，语言朴素，音律谐美，宛如天籁，堪称经典之作。欧阳修对此极为推崇：“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陶渊明以“归去来馆”作为书斋名号，显然，其“今是”与“昨非”令他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清代姚莹的《十幸斋记》知名度，显然不如陶公等人，但他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积极的人生态度更显其特别的价值。他认为，自己的一生是幸运的，因而以“幸翁”自名。他说，“生平幸得于天者十事，以名其室而为之辞焉。人生有托，使在荒裔绝域或僻陋之乡，则蠢然没世已耳”。一幸是生在桐城文物之邦；二幸是姚家代有名贤，学问文章，道义宦绩，渊源自有；三幸自己一试得举，一试成进士；四幸方少出仕，周历世事；五幸有林则徐、陶澍、刘鸿翱的三公举荐，天子用之；六幸天子念其劳，为之昭雪；七幸出关，了解了西至喀木，殊方情事，了然可征；八幸全身而退；九幸贫士禄养，不使途穷；十幸有妻偕老，和敬无违，有子虽少，诗礼自好。大有繁华阅尽，随遇而安，知足常乐，云淡风轻之意。其实，怡然平和的文字里，蕴含的是洞彻世事的大智慧。

陶渊明从29岁起开始出仕，当官13年。41岁时，最后一次出仕，做了80多天的彭泽令即辞官回家。当时，郡里一位“督邮”来彭泽巡视，官员要他束带迎接以示敬意。他气愤地说：“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即日挂冠去职，从此，再也没有出来做官。《宋书·陶潜传》和萧统《陶渊明传》皆云，陶渊明之所以义无反顾地“归去”，完全是出于对当时腐朽现实的不满，故特作《归去来兮辞》以明心志，并以“归去来馆”名之于书斋，尽显其与“昨日”一刀两断的彻底与决绝。

姚莹，安徽桐城人，嘉庆十三年中进士，随即任福建平和县知县，办事干练，诛奸抑暴，“所至鸡犬不惊，民无扰攘，风俗一变”。次年，调任龙溪知县，被誉称“闽吏第一”。道光十七年，擢升台湾兵备道，加按察使衔。

鸦片战争爆发后，姚莹和总兵达洪阿一起，组织和率领台湾军民五战五捷，沉重打击了英国侵略军的嚣张气焰，开创了清廷军队第一次打败列强于海上的战例。道光大喜，欣然朱批：“稍纾积忿！”“嘉悦之怀，笔难罄述！”由于投降派的顽固敌视，姚莹被诬为“冒功欺罔”，被革职入狱。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姚莹被贬以同知直隶州知州身份，“发四川效用”。尽管如此，那些“投降派”官员仍未收手，甫至即令其“使乍雅”，“往返六七千里，道经绝漠”，使其受尽折磨。

姚莹暮年辞官回乡，修葺祖宅，并名之曰“十幸斋”。在古代，人们往往以生前显贵、死后哀荣、万众仰视、耀祖光宗为人生最高追求，也被视为最大幸事。可文武兼备、功勋卓著却一路坎坷、饱受委屈的姚莹竟说自己不止幸运，而且大幸，且幸有十焉，不免令人疑惑。其实，倘若切己体察一下，即可廓清一二，所谓的幸，真正能够名实相符的并不多，不少古人似乎都有过，甚至连遭受小人暗算的西出“乍雅”也列入其中，此等胸怀，此等境界，古今中外，几人能与伯仲，又有几人能望其项背。

无论是龙颜大悦，万民拥戴，还是身陷囹圄，蒙冤受难，都被他当作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增益其所不能的人生大幸。雷霆也罢，雨露也罢，皆是历练，皆是上天的恩赐与厚爱。

斋号，真是一扇历史的窗户，洞开的世界既丰富又精彩，特别是那堪称注脚的斋记，让尘封的岁月，穿过千山万水，活灵活现地翩翩走来，无论是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还是欧阳修的《非非堂记》，曾国藩的《求阙斋记》，或是姚莹的《十幸斋记》，斋主的内心世界几乎已通体透亮。它是钥匙，是心灵的显微镜，是破译一个既复杂又简单、既狭窄又博大的神秘世界的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