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长于扬州，扬州的美食何其丰厚，我最记得的，偏是倒挂在水果店铁钩子上的汽水瓶，一圈一圈、层层叠叠，亮晶晶地缀着气泡，好时髦、好诱人啊。 

家里条件不算差，我又为独生子。遇到母亲雇一条画舫带我去瘦西湖，我总是不安于母亲怀抱，闹着要自己在岸上骑小毛驴。画舫自御码头始，一路前行，母亲无奈地倚着画舫雕窗，不错眼珠看我骑毛驴，看我任柳枝拂面，一路兴高采烈。船过冶春，母亲唤我上船吃点心。那些包子、油糕和蒸饺，是钩在船娘船篙上，由冶春窗子里递下来的。 

我不记得点心的味道，我只记得画舫、毛驴、凭着画舫雕窗的母亲，还有挑在船娘船篙上的那只古色古香的食盒。 

后来举家迁徙杭州，住在西湖之滨。杭州美食也堪称无穷回味，而我最铭心不忘的，却是自己制作的“醉蟹”——那时放学回家，沿西湖边走边玩，只要兴致所至，几乎是举手之劳，便可以捉到许多小螃蟹，用水草拴了，进了自家院子，掀开檐下的米酒缸便往里扔。螃蟹们竞相钳我袖管，拒绝进酒缸，哪里由得了它？它们也就只好一赴酩酊之乡而去。 

过了许多日子，差不多全然忘记了自己的杰作，等到家里的厨子替我端上餐桌，哎呀，连壳也都吮了又吮不舍丢弃。至味之味啊。 

后来战乱，随家人到了贵阳。贵阳那样的偏远之地，闹市的一家老店，竟然出售令人销魂的花卷——竟是甜的。松软的花卷中，透明的猪油丁如珠宝在目，一口咬下去，胜却扬州富春的千层油糕。 

还有一种挑担卖的糍粑，摊主问明所需分量，由盖着棉帘的木桶里揪出一团蒸熟的糯米团，啪地扔到抹了油的热铁板上，糯米团嗞嗞作响，滚上几滚外表金黄，抓起来，啪地再扔到一匾白糖芝麻酥里，再滚几滚，抓起来，啪地扔上油亮亮的黄铜秤盘——几乎正好就是摊主估摸的分量。 

写到这里，我的眼前全是画面——小孩子眼里的美味，是动感的声色之味。 

贵阳街头常见卖煎豆腐的苗族女子，裹扎厚包头，一色蓝粗布衣裙，佩戴沉甸甸的银首饰。身后的背篓里，放着炭炉、调料和豆腐。我听说过当地民间关于放蛊的故事，于是我每见她们，老远便会斗胆发问：“苗姨妈，你手里有蛊没有？” 

她们扑哧一笑，说：“哪有啥子蛊哦，打屁股哦。” 

她们的豆腐，一方一方煎至模样欠佳的灰褐，刷上红红白白的蒜汁辣椒汁，成为贵阳街头女人们的最爱，经常是团团围定小炭炉，不惜被炭烟迷了眼睛。 

因为母亲没有带钱，我憾而不识其味，但是光是想着那光景，便已觉香气扑鼻。 

后来至重庆念中学，学校每日提供的果腹之物，永远是糙米、盐水胡豆和空心菜。班上有号称“绅粮”的富家子弟，动辄买块卤猪肝，托在荷叶上当众饕餮，至今令我耿耿于怀。 

我去茶馆做作业，会要一杯白开水。堂倌全然不以为意，仰脖大叫：“××桌，来杯‘玻璃’——” 

偶尔我奢侈，要碗不放辣椒多添青菜的肠旺面。堂倌听了，快乐地呼号而去：“xx桌，一碗肠旺面，加青免红——” 

我至今都可以惟妙惟肖地模仿那唱歌般的吆喝：“一碗肠旺面，加青免红——”